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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九年春上元節，趙官家在鳳凰山上進一步申明瞭自己依然是在相忍為國，然後一心堅持北伐的大略……當然，在東南民間那裡傳聞是趙官家拖劍賦詩，威嚇住了形勢戶們……但不管如何了，上元節後不久，趙官家此次南巡過程中的重中之重，也就是以永不加賦和攤丁入畝為核心的賦稅改革，正式在翻過了最困難的一座山，達成了階段性勝利。
最具文風，但也是所謂東南地區的核心所在，兩浙路與江南東路正式完成了針對形勢戶的土斷與檢地工作，相關改革在形勢戶那裡率先完成。
而同樣是春耕期間，依然駐紮鳳凰山的趙官家再度正式下旨，卻是點出了兩件大事……其一，乃是給東京諸宰執、秘閣大員，以及各地御營都統、統制官的明旨，卻是最終定了最好的擴軍員額。
旨意清楚無誤，從即日起開始擴軍，而到今年秋後，御營前、後、左、右、中、騎、水軍，須到達滿額三十萬眾的規模！
旨意雖然沒有透漏最終員額，但根本瞞不住有心人——從後勤與各地徵兵規模來看，絕大部新增員額依然分給了韓世忠的御營左軍，吳玠的御營後軍，李彥仙實際負責、名義上屬於御營中軍的的陝州-河東方面軍，以及曲端的御營騎軍。
很顯然，這位官家終究還是下定決心，要從河東的表裡山河開啟局面。
這一點，大家早有預料，畢竟是軍事戰略的客觀需要，唯獨這個期限，卻是說明，趙官家的北伐決心依然未變，原定的時間表也沒有變化。
換句話說，隨著趙官家此番南巡肉眼可見的‘成功’，北伐的步伐也越來越近了。
實際上，趙官家的第二道旨意，正是在東南正式、大面積推廣賦稅改革的。
而這第二道旨意，根本就是與東南使相兼兩浙路經略使呂頤浩的文書一起，發往東南周邊各州郡的，乃是一併要求江南西路、兩淮路、福建路在春耕後進行類似改制。
旨意中，趙官家幾乎以坦蕩的姿態明確指出，這次改制本意是因為靖康之變導致國庫空虛，無錢糧養兵與北伐，所以進行了東南、荊襄的加稅；而東南、荊襄加稅賦固然為國家穩定和即將到來的北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也使底層貧民負擔加重；而自古以來，民不聊生則反，前有方臘，後有鐘相，前仆後繼，不可不嚴肅以對。
故此，值此北伐大略將成之際，務必要完成賦稅最重的東南地區財賦改革，以使底層百姓稍得喘息之機，方可再圖大計。
如今，兩浙路、江南東路皆已推行改革，且有大略可觀，可見此事確係可行，故推行其餘四路，以安人心，以定社稷。
至於若有人膽敢存私心而廢公務，挾大勢而敷衍區域性，乃至於推三阻四，明抵暗抗，必將嚴懲不貸，格殺勿論。
旨意既下，又有東京正式邸報、鳳凰山臨時旬刊併發天下，一時間海內騷動，上下悚然。
隨即，春耕既過，旨意既發，東京方面再度遣問安使至鳳凰山，請官家迴鑾，並上報去年官家南巡後朝廷所歷大小事務以及諸宰執於秘閣統判結果，請官家審查統覽。
然而，趙官家再度公開下旨，一面表彰幾位相公以及所有秘閣重臣留守東京勞苦功高，行事妥當；一面卻公開回復，自己將繼續在鳳凰山，等待周邊諸路新政落實，以防東南生亂。
倒也頗有幾分此間樂，不思蜀之態。
東京上下無法，只能保持兩地通訊順暢之餘，努力施壓、協助地方，三令五申地要求地方上配合趙官家的財賦改革，並派出監察御史巡視地方，兼遣人往比較近的兩淮協助組建公閣。
就這樣，趙官家依舊留在東南坐鎮，而接下來，自晚春時節往後，漸漸入夏，隨著周邊各路開始推行新政，卻果然是情況迭出。
譬如說經濟體量根本不遜兩浙和江東的兩淮路，從南方來看算是北方，從中原來看算是東南，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發生任何想象中的嚴重抗拒行為。
這不僅僅是因為王貴所駐紮的無為軍就在江淮之間，也有所謂京口瓜洲一水間，一江之隔的江南諸事兩淮上下全程目睹，早有心理準備的緣故。
除此之外，兩淮到底距離東京還是比較近的，素來在政治上服從中樞，也屬於朝廷核心統治區域，便是兩淮路的使臣、揚州、壽州、亳州、廬州這種大州府的親民官也多是朝廷宰執或是趙官家直接委任的心腹，所以執行起來異常得力。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在於，當日淮上是切身感受到了靖康戰亂波及的，淮北是有流離之態的，淮南也合力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