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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致病因素的人，那些在心理性格測試中表現出易怒與敵意的人，往往更容易患上心臟病、狹心症或其他冠心病症狀。
1959年，梅耶·弗裡德曼博士和雷·羅斯曼博士釋出了一個著名的報告，指出那些具有A型血性格的人——我也是同樣的性情衝動、好勝——往往是罹患心臟的高危人群。近年來的科學研究更顯示出，並不是單純的個性型別，而是一些諸如玩世不恭和惡意等性格因素與心血管疾病的猝發有著更為緊密的聯絡。我們都清楚惡意與憤怒的危險程度。當一個怒不可遏的司機出現在我們的車窗外時，我們寧可讓他超車，躲開他的怒火，越遠越安全。
為什麼敵意情緒對心臟有這麼大的損害呢？
這是因為，健康人如果產生敵意情緒，往往伴之而來輕度的抑鬱，會使體內的IL—6蛋白質值升高，這種蛋白質使得人的情緒激奮，最終會導致動脈血管壁增厚，成為心血管疾病的誘因。
容易產生敵意情緒的人群，一旦處在被激怒和挑釁的環境中，經常成為心臟病和高血壓的高發群體。他們還會養成許多非常危險的習慣，比如吸菸，暴飲暴食，放棄鍛鍊，等等。
在人們感到生氣憤怒和生活無望時，體內會分泌出諸如體內皮質醇和腎上腺素等大量的壓力荷爾蒙，從而誘發高膽固醇值和高血糖。
而且，許多證據也表明那些性情暴躁易怒的人很容易患上心房顫動，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心律失常。
從人體的角度來看，敵意與憤怒的意念就像正在響動的警鈴，警告身體預備好打一場硬仗。為了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心跳會加速；肌肉緊繃；壓力荷爾蒙會釋放出來；視力與聽覺都會變得敏銳集中；整個身體都處於緊繃狀態。只有當這些威脅消除以後，人體的這些反應才會逐漸消散。但是一個易怒的人常常終日都帶有這些應激反應，那些怒火就像隨時爆發的大鍋爐一樣。
而有時候我們很難意識到的抑鬱情感，則像慢慢烤著的小火一樣傷害著我們的身體，它們最終也會反應在身體的表徵上。如果你把那層蓋住了怒火與敵意的面紗掀起來了，你就會發現這些痛苦感情的真相。
與心臟一樣，病人與醫生的關係也處於這樣一種文化背景之上。在我們當下的文化中，存在著技術至上、時間匱乏的觀念。病人與醫生之間那種情感互動的家庭式治療模式已經被那種粗略的不帶個人色彩的關係所取代，醫生對待病人就像技術工人對付機器一樣。我的一名病人去過別的大夫那裡，檢查與診斷都非常匆忙粗疏，他只得轉到我這裡來看病。另一名病人告訴我，一名大夫通知他父親得了前列腺癌，沒說兩句他就扭過身去急著填寫醫療保險單了。
“在您告訴他得了前列腺癌時，您能不能抽點時間，好好照顧我父親的情緒呢？”她對那名大夫說。
儘管早就有調查指出醫生同意病人陳述病情有助於更準確地診斷治療，但病人們還是不停地抱怨著：“我的醫生根本不理會我說了什麼！”一份被經常引用的資料顯示出，病人在陳述病情時，平均18秒就會被醫生打斷一次。
醫生本身承受著病人數量不斷增加的巨大壓力，醫患關係已經轉為純技術層面的關係了，醫生只看重病人的病狀，病人不再有機會把他們病情的來龍去脈細細地向醫生說明，而這種陳述往往帶著非常重要和複雜的情感內容。
如果一名醫生從病人開始就診就按下秒錶計時，在每位病人身上分配17�9分鐘的話（這是一次常規就診的平均時間），在這麼有限的時間裡，她就根本無法詳細地詢問病人到底有什麼不適，也無法更深入地發掘病人來就診的真正原因——這原來是病人一進門就必須搞清楚的問題。這種機制讓醫生在傾聽的過程中，腦海裡馬上浮現出許多醫學診斷常識：“動脈硬化！主動脈瘤！”於是，在這樣主觀草率的判斷之下，她自動自發地讓病人接受各種體檢。
不僅僅是病人才感到這種治療機制的缺陷。我的一名同行朋友在替病人做年度體檢時花費的時間過短，遭到病人的投訴，她非常委屈地對我說：“如果我動作不夠迅速，我早就被解僱了。”
其實，醫患之間的有效溝通會使醫生獲益良多。馬克·利普金是美國醫患關係學會的執行主席，他指出，隨著醫生在健康規劃中的角色轉變，“這種情形已經屢見不鮮”。醫療滿意度最重要的取決因素之一在於病史的記錄。那些醫術高明的醫生，如果也能同樣記錄好病人的病史的話，他往往會得到病人的認可，而且也不容易發生醫療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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