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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之前。
事實上，秦王朝正是因為沒有在其力量薄弱的邊遠地區分封諸子以為諸侯王，直接對當地進行管理，遂讓六國貴族後裔在那些地方有了充分發揮的餘地。若干年後，秦末最先起來造反的，就是楚、齊這些遙遠難控地區，最終導致了秦帝國的崩潰。
歷史進展是需要一個漸進型的過渡的，對於東方的齊和南方的楚來說，分封制是有兩千年曆史的為人們長期習慣的政治結構，突然一朝全部改掉，人民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他們實際上非常不肯納入郡縣制體系，秦始皇出遊也主要是為了去那裡彈壓。
對於齊楚這樣的遙遠地區，派一個王子過去，既一定程度地滿足了當地分封制的歷史懷念，又可以加強秦勢力在這些地區的直接滲透和控制。如果是任命官僚去齊楚的話，郡縣制的官長，畢竟不會像皇族子孫那樣對中央忠心耿耿。事實上，反秦大運動開始以後，吳越地區的郡守——名叫殷通，居然要主動率民造反，攻擊中央。如果是派皇子赴當地為王，當不至於此。
分封制的第三個好處，可以起到反獨裁的作用。我們說，反抗獨裁不能靠君王自己發善心或者用思想學說教化他，而只能依靠客觀力量。在分封制體系下，有兩個反獨裁的孔道。第一，在其他諸侯國的干預下，一個諸侯國內也不能對民眾過於暴虐殘毒，否則必然遭到外力軍事打擊與干涉。春秋戰國時代那些被滅的小國，通常都是因為小國國君過於對本國民眾昏暴所致（譬如梁伯就是因為喜歡大興土木，最後民怨沸騰，秦人趁機滅了它）。也就是說，有敵國的存在，可以制約本國君主不敢對民眾肆意妄為。而一旦沒有敵國存在，“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孟子語）。這個道理在現代社會也起著作用，很多國家不敢對民眾太惡，就是因為國際勢力的存在。
皇帝的暴脾氣，全是分封制被郡縣制取代後，給養出來的。
在沒有諸侯國或敵國可以制約皇權的時代，皇帝老子一人獨大，沒有什麼客觀力量制約他（除了最後同歸於盡的人民起義），他為所欲為，又嚴又暴，脾氣大極了，被形容為“老虎屁股摸不得”以及“伴君如伴虎”的老虎，隨時就要咆哮，隨時就要吃人。他的金口玉言等於絕對聖旨，往往獨斷專行，任意宰割天下，形成極大的獨裁。在這種情況下，臣子們失去了春秋戰國時代計程車人風格，而淪落為戰戰兢兢沒有骨頭的“奴才”，也就毫不奇怪了。
分封制下，制約國君，還有第二個孔道。就是在一個諸侯國內，權力和城邑也是再次分封給卿大夫家族的，我們管這個叫小分封。這就形成了一個“多家族聯合體執政”，帶有“貴族民主政治”特點。譬如晉國就是六卿輪流合作執政。如果這種多家族、貴族的聯合民主執政繼續演化下去，有可能就形成貴族的議會，成為西方的那一套。西方的封建時代，就是在這種分封機制下，產生了貴族聯合體的議會，議會對王權進行巨大限制，從而最終走上了西方的民主。
所以，整個皇權時代出現那麼多昏君和暴君，即便不是昏君暴君，也一個個威嚴專肅，但分封制時代的國君則隨和得多。這就是因為分封制下的天子被諸侯制約著，諸侯國君則被其他諸侯國以及國內卿大夫們所制約著，使得他們施政必須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克職盡責，舉動合規，以求本國壯大。他們對士人也被迫恭敬延引，謙虛容讓，所以才有了春秋戰國士人很男人的風格，很牛氣的氣節。
總之，秦王朝之所以出現輕用民力、大興事功導致荼毒海內這樣的錯誤，跟郡縣制促成皇帝獨裁、一意孤行、不受制約，不能說沒有關係（另外，假如秦始皇把齊、楚分割封王而治，封王也許在轄區採取不同於秦始皇急於事功的錯誤做法而另選因地制宜的合理之術，就不會鬧得全國一盆炭火，以致全域性不可收拾）。
分封制的第四個好處，減少大規模農民起義：我們說陳勝、吳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而在此之前的商周一千多年，很少聞聽有如此熾熱、廣泛、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是因為在從前的分封制下，各個諸侯國直接管理地面，民生參差不齊，有高有低，但不會處處都低。即便哪個諸侯國出了亂子，也會是區域性地區政策不當導致的，不會天下各個諸侯國都亂，形成全天下範圍的大起義。
中世紀的西歐也是一樣，其農民起義數量遠遠少於同期中國，規模也遠遠小於中國。這就是因為它們當時也是分封制社會。即便爆發起義也只是反對個別殘暴的領主，很難發展為反對國王的大規模運動。
所以，分封制下會較少全國大起義，是中西方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