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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共同證明的。而郡縣制下就不同了。郡縣制下，皇帝一人獨裁，全國政令統一，集權控制力度很高，一旦皇帝發了瘋，錯誤政策就透過郡縣制波及全國，造成廣泛的風險，農民大起義也就成為了中國歷史週期性的噩夢，實不足怪。
這是從地理因素的角度來解釋，分封制下，兩種勢力對國君獨裁的制約，也是減少農民起義的重要因素。
分封制的第五個好處，提高管理效率，減少勞役奔波。
在分封制時代，一個人出遠門——譬如服兵役，最多是跑到本諸侯國的邊境上，足跡不出一個省。而現在統一成一個大帝國了，出遠門的機會也就多了。比如說劉邦往中央送犯人，就要一路從蘇北走到陝西去。交公糧也是如此。農民們交公糧，要在地方官的組織下，僱車運輸到中央去。以當時落後的交通手段，向中央運輸公糧和木材皮革等物資，動輒一兩千裡，勢必造成人力物力的極大浪費：運輸價值一錢的物資給中央，需要耗費幾十個錢的人工和路費。中央所得的甚少，而民間受其毒苦已深。這些送公糧和物資的農民走在路上，衣服和口糧都得自我解決，走不到半道，新衣服就已經破舊了，其他費用也一樣高昂。所以人們受不了，乾脆紛紛逃亡，有的則懷念起分封制時的美好，喜歡有個本地的諸侯王，可以讓自己服兵役或者交公糧什麼的，足不出“省”——這大約也確實是分封制的一個好處吧。確實，以當時相對落後的技術手段，龐大的中國硬要從分封制統一成一個大帝國來運轉，成本一定會提高，效率卻未必提高。
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秦王朝偏偏特別喜歡這種“宇宙流”的大調動，用漢朝人的話說，秦喜歡“轉海瀕之粟，致於西河”，也就是把東海之濱的粟，轉運到陝西去，這不是故意折騰老百姓嗎？
人們飽受秦王朝的毒苦，所以離開家門的時候愁眉苦臉。後來漢朝人賈誼提議在距離中央較遠地區（譬如淮南）增設一些諸侯國，從而讓人們就近建設本諸侯國，減少人們的長途奔波。漢文帝接受了這個提議。
所以，對於一個脆弱的新建王朝來講（說它脆弱，是指它是從兩千年的分封歷史習慣上轉折建立起來的），適當分封諸王子出去，以濃於水的血親關係作為保障皇族勢強二世、三世不斷傳下去的有力措施，確實如淳于越所言，能夠起到中央的枝輔的作用。
總之，對於一個剛剛建國十幾年就由於急於事功鬧得風雨飄搖、民怨並起的秦王朝，從醫得眼前瘡、安定當前局面的角度看，搞一點分封制（不是全盤的分封制，而只是把一些王子封到邊遠齊楚地區去，是部分的分封制，可以充分利用和發揮分封制中的積極因素），不失是一種短期救弊的急藥，大有裨益。淳于越的這一“分封王子去遠方”的建議，即便在最慎重和挑剔的人來看，也是應該被採納的！
可惜，秦始皇沒有接受他的建議。他寧願要百分之百的純郡縣制！
後代的王朝借鑑了秦亡的教訓，在分封制的歷史慣性還很大的專制時代前半期，多數是改行“郡縣、分封雙軌制”而不是秦的“單純郡縣制”，譬如漢就是這樣，從而大大提高了王朝的成活係數。
不過，光講分封制的五大好處也不算“講理”，分封制的壞處似乎並不比它的好處少。那些被封出去的濃於水的“血”（皇族子弟），隨著世代的傳延間隔，終於會淡得比水還淡。他們翻眼不認人，勢力坐大，從開國之初的枝輔作用，慢慢變成了威脅中央的割據反叛勢力。這就是為什麼漢朝後來出現七王之反，晉朝有八王之亂，明有靖難之戰，而春秋戰國的諸侯王們更是混戰不休，把老周天子根本不當正經對待。總之，一句話，分封的諸王在開國初期的枝輔積極作用隨後又會變成離心的反作用。
秦始皇和李斯，就是看到了分封制會帶來割據混戰、天下苦於戰鬥、相攻擊如仇的惡果，所以終於一棒子把淳于越的“部分地區分封制”的合理化建議給打下去了，秦王朝從此走向了一維郡縣制的不歸路。
淳于越踉踉蹌蹌走出朝堂，他感到歲月悠長，但是所餘單薄。
秦人一向是非常自信的，對於自己搞出的郡縣制、興事功、專賞罰等一系列前無古人的“新政”，非常自矜。
秦人從中國西部崛起，身上傳統的包袱少，所以向來蔑視傳統。分封制就是一種傳統，是歷代帝王治國之術的根本。但是秦人不以為然。分封制原本在秦國根基就不深，又被商鞅革命給狠狠地革了，如今，他們要把職業官僚郡縣制廣泛地推廣到全國。
這當然不是壞事情，但是他們也許忘了，商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