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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職業會計，但是他小心翼翼地計算每一個便士，並以身作則：他自己從不拿一分錢，所以其他人怎麼可以呢？他精打細算，節省下每個便士，當他離開房間時他總是不忘關燈，他言簡意賅的打電話，他熟練地處理我們的賬單。
“最後一刻才付賬總是好的，”他說，“只要你定期交錢。”
所以我們立刻付賬，只可惜經常都是快到期的賬單。除了我和尼克，地下室裡沒有其他長期的僱員。臨時僱員們迴圈進出，每星期的工資是20英鎊。熬過1970年，維珍郵購唱片公司倖存下來。
然後，1971年1月，我們幾乎被意外的事情弄得破產：郵局職工罷工了。在郵政工會主席湯姆·傑克遜的領導下，郵政局用膠帶封上郵筒，郵遞員們回家去了。我們的郵購業務即將煙消雲散：人們無法給我們寄支票，我們也無法傳送唱片。
我們決定開一家店鋪賣唱片。我們被迫在一星期內找到店面，否則錢就會用完。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店鋪如何經營，我們的全部知識就是，必須採取郵寄外的某種方式賣唱片，否則公司就會倒閉。我們開始定址。
1971年懷特？史密斯公司和約翰·孟席斯公司壟斷了音樂零售業，二者的營業都很枯燥和正式。唱片部一般都在樓下，店員穿著單調的褐色或者藍色制服，看起來對音樂一點沒興趣。顧客從架子上選擇和購買自己的唱片，到離開店鋪不過10分鐘。這些店鋪不受歡迎，他們的服務一點沒有人情味又價格昂貴。雖然搖滾音樂令人興奮，但是從賣這些唱片的店鋪中看不出絲毫興奮。如果你買了新出的《門》專輯，懶散的店員毫無反應，他們只把款項記入現金記錄機，一如你購買了曼託凡尼樂團或者佩裡·科摩的音樂，對店員們來說，它們都一樣。我們的朋友沒人在唱片店覺得舒服，它們僅僅是功能性的地方，必須去那個地方購買自己喜歡的唱片。
我們希望維珍唱片成為《學生》雜誌的延伸；人們可以在那裡一起聚會聽音樂，而不是那種僅僅想衝進去買完唱片就離開的地方。我們希望顧客呆長點，同店員聊天，真正沉浸到他們想要買的唱片中去。比起生活中的其他許多事情，人們對待音樂要嚴肅認真得多，某種程度上它代言著人們如何定義自己，如同他們開的車、他們看的電影、他們穿的衣服。相對於其他任何東西，青少年會花更多的時間聽音樂，談論他們著迷的樂隊，選擇喜歡的唱片。
維珍的首家唱片店必須整合所有的這些方面，即音樂如何適合人們的生活，我認為我們創造了維珍後來變個發展的理論架構。維珍唱片店是一個去了會開心的地方，我們希望同顧客聯絡，而不是資助他們，我們希望比其他店鋪更加便宜。要完成所有的目標是有些離譜，但是我們希望追加的資金繼續創造氣氛和賣得便宜收到盈利，使人們購買更多唱片。我和尼克花了一個早上統計牛津街的人流量，並與金斯頓高街的人流量做比較。最後我們決定牛津街頂端是便宜的好地點。我們知道不能依靠維珍唱片的老顧客口口相傳，所以我們必須引起路過的人的衝動，引誘他們走進店鋪。我們估算出大多數人在這條街上經常駐足地方，我們開始租一家空置的物業，一家有樓梯的鞋店二樓是空的，所以我們上樓看看。
“你們在幹什麼？”一個聲音朝我們嚷道。
“我們在找地方開店，”我們說。
“什麼店？”
我和尼克回頭走下樓，發現鞋店店主堵住了去路。
“一家唱片店。”我們說。
店主是一個高大古板的希臘人，名叫阿拉丘佐斯先生。
“你們永遠不會付租金的。”他說。
“對，你說得對，”我說，“我們付不起任何租金，但是我們將吸引很多人經過你的櫥窗，他們會買鞋子。”
“什麼型別的鞋子？”Alachouzos先生眼睛眯起來。
尼克說：“多克？馬騰斯鞋？（Doc Martens）
我們保證裝修唱片店，而且如果沒人也過來租的話，那麼可以一直免費用下去，畢竟，這是一個空房間。5天之內我們建好了唱片架，把一堆堆墊子鋪到地板上，搬上來一對舊沙發，放好一個裝錢的鐵櫃。首家維珍唱片店就要開業了。
開業前一天，我們沿牛津街發放了數百份手冊，宣傳我們提供打折的唱片。第一天是禮拜一，外面排起了超過一百碼的長隊，當顧客們開始湧進來時，我呆立一旁。首位顧客購買了“丹吉爾之夢”的唱片，我們透過郵購業務知道這個德國樂隊的唱片賣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