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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巴別爾並無這一背景。
從某種程度上講，柳托夫這位《騎兵軍》的敘述者已經預先出現在作家參加騎兵軍時所寫日記裡了。其中每每見到諸如此類的自我提示：“要寫寫集市”、“寫寫正午時擁堵在殘破的橋頭前的輜重大車”、“要寫寫通訊員、參謀長和其他人”……其中相當一部分，後來即落實於柳托夫的敘述之中。日記還記錄了《騎兵軍》中某些情節的素材。最早將巴別爾的日記與小說詳加比較的大概是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中，他曾列舉日記與《戰馬後備處主任》《基大利》兩篇小說的相關內容，說明“巴別爾描寫的是他看見過的事”。
有一點愛倫堡語焉不詳：小說中柳托夫所流露的某種態度，在巴別爾日記裡有更為清晰的表述。譬如《通往布羅德之路》所說“日常暴行的記錄影心臟病那樣，時時刻刻憋得我透不過氣來”，《拉比之子》所說“早衰的軀體湧滿了自己思緒的風暴”之類，仔細讀過日記，當能體會此時的柳托夫與當年的巴別爾之間存在著何等共鳴。更顯明的例子，是《騎兵軍》那篇乍看未免有點突兀的插曲——假如將該書視為“短篇小說集”的話，這實在很難說是一篇小說——《科齊納的墓葬地》，所引禱文至為沉痛：“啊，死神，啊，貪婪之徒，不知厭足的竊賊，你為什麼從不憐憫我們，哪怕一次？”而“潛臺詞”就寫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日記之中。
在《騎兵軍》有些篇章如《家書》《政委孔金》《馬特韋·羅季奧內奇·巴甫利欽科傳略》《鹽》和《叛變》中，柳托夫僅僅是在引述別人所說的話；也就是說，另外有人替代“我”充當了敘述者的角色。其中所講述的事件要麼駭人聽聞，要麼荒唐透頂，而敘述主體所表明的立場、看法，又與事件的殘酷或荒謬全然一致，彷彿是殘酷或荒謬本身所發出的聲音。譬如巴甫利欽科有關“活的滋味”的領悟（《馬特韋·羅季奧內奇·巴甫利欽科傳略》），巴爾馬紹夫對槍殺女鹽販子的說明（《鹽》），等等，若是由柳托夫來說，不會那麼理所當然。所以“我”只得暫時讓出敘述者的位子。巴別爾曾在日記中說：“我是局外人。”正可用來解釋《騎兵軍》敘述主體的這種轉換。柳托夫當然也不止一次講到殘酷或荒謬的事件——如在《泅渡茲勃魯契河》《普里紹帕》《小城別列斯捷奇科》《兩個叫伊凡的人》等篇裡——但他只是充當一個冷靜而剋制的敘述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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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日記與《騎兵軍》之間，或者說巴別爾與柳托夫之間，也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對此愛倫堡說：“巴別爾在筆記本中描寫了所看到的一切。……然而作品卻不是這樣：其中儘管描寫了戰爭的恐怖和那些年的險惡氣候，但是裡面卻充滿著對革命和人的信心。”日記所有而小說所無的內容，遠遠不止這些。日記中的巴別爾不僅記錄一應印象，時而還試圖為這一切找出答案，正如其一再所說：“我感到憂傷，需要仔細思考這一切，既包括加利西亞，又包括世界大戰，以及個人的命運。”“在路上，乘坐大車，我思考著，擔憂革命的前途。”而小說裡“我”並沒有想那麼多，至少沒有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述出來。與思考者巴別爾相比，柳托夫更是一位行動者。
另一方面，小說所有而日記所無的內容，同樣值得注意。日記中的巴別爾是個自我審視者，小說中則幾乎所有哥薩克都在審視他。他們不止一次尖銳表達對於柳托夫的批判態度。譬如在《多爾古紹夫之死》中，當“我”表示對殺死負傷的戰友“下不了手”，阿弗尼卡說：“你們這些四眼狗，可憐我們弟兄就像貓可憐耗子……”在《夜》中，當“我”抱怨“我在咱們騎兵軍活得太累了”，加林說：“您是個沒有出息的東西。我們命裡註定得忍受你們這些沒有出息的東西……我們正在為你們剝去核桃的硬殼。用不了多少時間你們就會看到剝淨了硬殼的核桃仁，那時你們連鼻孔裡都會伸出手來，你們就會用美妙的散文讚頌新生活，而現在，您給我安安靜靜地坐著，沒有出息的東西，別拉著我們的手哀嚎。”在《戰鬥之後》中，伊凡·阿金菲耶夫針對“我”在戰鬥中的表現說：“你參加進攻，卻不裝子彈……安的是什麼心？”“你沒有裝子彈，你信仰上帝，叛徒……”在《千里馬》裡，騎兵連長也對力圖與千里馬的主人言歸於好的“我”說：“我從骨子裡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沒一個敵人……你用吃奶的力氣朝著這方面去做——千萬不要有敵人……”這些話語不僅劃出哥薩克與柳托夫之間的距離，似乎還標舉彼此自有高下或對錯之分。儘管巴別爾當年日記中也有“我當不了布瓊尼的好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