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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外人，穿著長馬褲，但不是自己人，我是孤立的”的說法，寫小說時的他顯然走得比這要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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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別爾與柳托夫（2）
當巴別爾在日記中寫下上述話時，他僅僅是道出事實，並未試圖有所改變；小說中的柳托夫卻不止一次採取趨同於哥薩克與革命的行為。譬如在《我的第一隻鵝》中，“我”殺死了女房東的鵝，從而得到哥薩克的好評：“這小子跟咱們還合得來。”而在《札莫希奇市》中，“我”甚至放火燒另一位女房東的房子——如果說前一回“我”是做給哥薩克看的，以求得他們的認可；這次“我”可是自發地幹了。其間也許可以看出某種遞進關係。在《義大利的太陽》和《基大利》中，與瘋狂的幻想者西多羅夫和“空想共產國際的創始人”基大利相比，柳托夫的立場要現實得多。在與基大利爭辯時，“我”更成了革命的代言人。——愛倫堡說《騎兵軍》“充滿著對革命和人的信心”，大概此乃例證之一。而在巴別爾的日記中，的確看不出這一點來。
巴別爾日記中最接近於柳托夫所作所為的話是：“應該深入到戰士的內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驚，這些有原則的野獸。”這似乎揭示了一個方向；三年後開始寫《騎兵軍》，乃是在此方向上的跋涉——巴別爾走向了柳托夫。而《戰鬥之後》中“我”所說“我疲憊不堪，一面弓身從墓地的樹冠下走過，一面向命運乞求最簡單的本事——殺人的本事”，則標明瞭止步之處。也正因為如此，在《騎兵連長特隆諾夫》中，柳托夫堅決拒絕特隆諾夫從登記表中“抹掉一人”的命令，事後更說：“我是所有人中間最後一個審判他的人。”這是他對自己前述趨同行為最強烈的一次反撥了。
馬克·斯洛寧在《蘇維埃俄羅斯文學》中說：“這個敏感的知識分子同兇暴的騎兵之間的衝突以及最後取得和解的情節構成了《騎兵軍》中的兩個主題之一。……另一個主題是殘酷無情的‘革命士兵’和他們的儘管含糊不清卻是理想主義的願望之間的矛盾。”兩個主題都根植於巴別爾的騎兵軍日記。斯洛寧還說：“他的全部技巧建立在基調的衝突和感情的矛盾之上，也是建立在人與環境的衝突之上。”此種矛盾與衝突也萌生於日記之中。然而日記殘缺不全，《騎兵軍》亦為未竟之作——他曾計劃寫五十篇，因為受到布瓊尼等人的攻擊，遂告中止。據此對於日記與小說，巴別爾與柳托夫加以比較，好像難以斷言什麼，只是覺得其間多有差異罷了。日記是實錄，《騎兵軍》是小說；日記記載的是巴別爾自己，小說中的柳托夫則是他所塑造的一個人物，有此不同亦不足為奇。
《騎兵軍》最初版本計三十四篇，均寫於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六年間；作者此前所作《格里休克》《他們曾經九個人》以及後來補寫的《千里馬》和《吻》，則增補進他生前和死後再版的《騎兵軍》中。《他們曾經九個》與《騎兵連長特隆諾夫》描寫的是同一事件，其中“我”的表現更像是寫日記時的巴別爾。C。波瓦爾措夫說：“《騎兵軍》的成就不僅未衝昏他的頭腦，而且促使他思考，不再可能繼續挖掘以往的主題和已經成熟的格調。確實，‘尾巴’——如同他自己所說的——在繼續伸展，比如《千里馬》《吻》等小說，但它們只是尾巴，僅此而已。”（《“個人所看到的世界”——關於巴別爾的創作生涯》）依我之見，這兩篇增補的“尾巴”不無深意。《千里馬》更像是個寓言。“我”騎不了千里馬，也無法與千里馬的主人吉洪莫洛夫取得和解；不過“千里馬教會了我吉洪莫洛夫的騎式”，是以“哥薩克們不再在我身後不以為然地望著我和我的馬”。彷彿旨在說明，革命與哥薩克對“我”來說畢竟是兩回事；“我”可能為後者所接納，卻無法與前者融為一體。
《吻》與此前諸作寫法稍有出入，格調更接近於契訶夫。作為《騎兵軍》事實上的絕筆，這是一篇反思之作。小說寫道：“這些日子，老人沉浸於突如其來而又晦暗不明的激｜情勃發的希望，而且為了不沖淡自己的幸福，他盡力不去注意我們對某些嗜血行為的誇耀，以及我們在意圖解決所有世界問題時天真的高談闊論。”其實整部《騎兵軍》所描寫的物件——哥薩克以及企圖與其保持一致的柳托夫——都可以概括在後半句話裡。接近結尾處說：“在那裡，在儲藏室，我見證了從龔希奧洛夫斯基伯爵城堡開始的吻之路，是怎樣一段無法調頭的致命旅程……”最後那位癱瘓老人也死了，不啻宣告“我”與這一家人曾經有過的希望永遠不能實現。《吻》概括了“我”的全部心路歷程。它揭示了一個與《騎兵軍》其他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