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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劉伯承都誕生在天府之國的四川省，按照農曆，雖然都是龍年生，但劉伯承大鄧小平整整12歲。兩個人的閱歷、性格愛好不盡相同。劉伯承是“川中名將”，南昌起義參謀團的參謀長，中央軍委、中國工農紅軍的總參謀長，足智多謀。鄧小平則早年出國勤工儉學，回國後擔任中央秘書長，參加了上海地下秘密工作，領導了百色起義。1937年，由原四方面軍部隊為主組成的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師長，就是由劉伯承擔任的。不久，鄧小平也來到這個師擔任政治委員。
十幾年的戰火考驗中，兩個人彼此確實是“相知甚深”。鄧小平這樣高度評價說：“伯承同志黨性堅強，突出表現在考慮問題從黨的全域性出發，事事顧全大局，服從大局。為了黨的整體利益，他總是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和區域性的利益，總是主動挑起最艱鉅最危險的任務，兢兢業業，排除萬難去圓滿完成……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和建國以後，他始終保持著黨性堅強的高貴品質。解放戰爭的第二年，中央決定晉冀魯豫十萬大軍挺進大別山，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這是一個無後方作戰的十分艱難的戰略任務。當時有的幹部對執行這一任務有顧慮，伯承對他們說，這個行動可以把敵人吸引到我們身上來，減輕兄弟野戰軍的壓力。釜底抽薪，焉能懼怕燙手，即使作出犧牲，也義無反顧。伯承這種態度，堪稱執行黨的決議和中央戰略方針的典範。”其實，這段評價也恰好反映了鄧小平的堅強黨性和高貴品格。
鄧小平曾這樣稱讚劉伯承：“他就為實現自己的信仰鞠躬盡瘁，萬死不辭。從他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中國共產黨那一天起，從民主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從戰爭年代到和平年代，從指揮作戰到治學辦校，順境也好，逆境也好，無論何時何地，客觀環境有什麼變化，他始終是把自己的一切貢獻於、服從於黨的需要，把自己融合於黨的事業中，毫無個人榮辱得失的考慮，真正達到了忘我的境界。”其實，這段話也恰好反映了鄧小平崇高的信仰和執著的精神。
我和伯承長期共事，相知甚深（2）
劉伯承是軍事主管，但是他對鄧小平主管的部隊的政治工作也非常重視，兩個人已不直接在一起共事的20多年以後，鄧小平還回憶說：“伯承非常重視政治工作，不但對政治委員，而且對政治機關的工作人員都很尊重。他下部隊，總要請政治機關派人一起去。不是為了替他寫講話稿，或者為他本人的活動寫新聞報道，而是把他們看作政治機關的代表，遇事隨時隨地同他們商量：在作軍事部署的時候，便於他們及時佈置政治工作。當他要向部隊傳達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動員時，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講話提綱送政治機關閱改。他這樣做，不只是出於謙虛，更是出於把政治工作看成我軍的生命線。他一貫關心幹部戰士的政治思想教育，關心政治工作建設。可以說，他是我軍高階軍事指揮員中重視和善於做政治工作的模範。”
劉鄧並肩指揮著一二九師，直至她後來發展成為“劉鄧大軍”。
——兩個人共同運籌帷幄。有的老同志回憶：1940年的一天，他親眼目睹了一幅充滿著融和、協調、高尚品質的畫面：室內光線暗淡，劉師長和鄧政委正並肩地站在一張釘在牆壁上的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大地圖面前。鄧政委正端著一支點燃的蠟燭，照著劉師長手指的地方，當劉師長的手指頭在地圖上緩緩移動時，鄧政委拿著蠟燭的手也就隨著劉師長的手指頭方向移動。劉師長一隻眼睛失明，光線暗，地圖上標誌又小，鄧政委就把那個地名念出來。他們還不時商量著部隊移動的路線。當他們看完地圖以後，開始同來者談話。原來是敵人開始“掃蕩”，劉、鄧擔心上次戰役俘虜是否送往後方，得知已經送走，兩個人才放下心來。
——兩個在分別以後相互關切。1942年，為了扭轉因日軍瘋狂“掃蕩”帶來的困難局面，劉、鄧暫時分開指揮，劉伯承留在太行山，鄧小平率一支部隊去太嶽區。兩人分手後，劉伯承一直擔心鄧小平的安全，經常到作戰科、機要科查問：鄧政委是否過了白晉線敵佔區。3月29日晚收到電報：鄧小平今晚透過白晉線去太嶽。因為當時敵人封鎖很嚴，當夜，劉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戰科向參謀問了多次。天快亮了，劉伯承到機要科來，恰好陳賡來電報，他站在譯電員身邊，譯一個看一個字，不時還猜一個字，猜得很準。譯電員還未譯完抄好，他就知道鄧小平已安全透過白晉線到達太嶽區。這時他才回去睡覺。
——兩個人在定下重大決策時相輔相成。1947年8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