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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經濟角度來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
——1985年3月4日鄧小平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的談話
我們不搞政治遊戲，不搞語言遊戲。我個人愛好打橋牌，但中國在政治上不愛好打牌。
——1982年8月21日鄧小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的談話
總之，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埋頭實幹，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
鄧小平的外交生涯大致始於1938年7月他與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卡爾遜的會面，雖然當時無法像今天這樣拍照、記錄，但是，這次會面也的確被美國客人記錄了下來並寫進了《中國的雙星》一書中。此後，在抗戰勝利後，同美蔣軍事小組的談判中，他又一次站在了外事工作前沿，新中國建立以後，特別是上調中央進入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以後，他仍以很大精力參與了外交工作。值得說明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復出時分管的主要工作是外事。第三次被打倒前的幾個月中，他又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為“只管外事”。第三次復出以後，他逐漸成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但是他仍以高齡出國訪問，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條件，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從70年代末撥亂反正開始，鄧小平就注意到一個重大問題：我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內環境，也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他審時度勢，從中國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抓住全球性的戰略問題，對國際形勢作出了新的判斷。於是，世界觀察家們發現，中國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逐漸發生了變化。最終使我國對外政策發生了兩個重要轉變。
“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對國際形勢的考慮，一直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在“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下，各方面工作的立足點，都是放在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上，軍隊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始終是處於臨戰狀態。顯然，這與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是不同的。
此時，鄧小平感到：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1985年3月4日，他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說：“打世界大戰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日本人民、歐洲人民都不希望戰爭。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別是中國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中國的逐步發展，“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增強”。劉華清同志說：鄧小平同志在和平時期一個大的貢獻，“就是對國際形勢作了透徹的分析，判斷世界大戰相當一段時間內不可能發生，所以對我們解放軍的戰略指導思想作了很大的轉變，轉變為和平建設時期的建軍。”
早在1982年10月，鄧小平就提出了關於南南合作，還特別提到：“改變國際經濟秩序，首先是解決南北關係問題，同時要尋找途徑加強南南之間的合作”。2年後，他在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又強調：“南北問題不解決，就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障礙”，作為南南之間，“要相互交流，相互學習，相互合作”。在鄧小平看來：“南方得不到適當的發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貧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沒有出路。”
我個人愛好打橋牌（2）
鄧小平提出的“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科學論斷，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重視。德國的領導人說：“這一論斷是對當前世界形勢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因素是相互關聯著的。世界上，如果沒有足夠的發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的和平得不到保障，那麼就不會有明智的發展。戰爭只能帶來痛苦、貧困和殘廢。”鄧小平提出的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認識，指導我國外交政策發生了第一個重要轉變。
第二個重要轉變，是改變了以往實行的“一條線”的戰略。70年代以來針對蘇聯霸權主義威脅，我們主張建立從日本到歐洲直至美國的一條線。鄧小平講：現在樹立我們是一個和平的力量，制約戰爭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的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