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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長條形會議桌，沿房間東西向橫放著。它幾乎佔居整個房間四分之一的面積。任何人推門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這張醒目的、堆滿檔案的長條形會議桌。桌上的檯燈是自制的，有兩個20瓦日光燈管。早先因為辦公室裡秘書多、分工細，故周恩來辦公桌左手下方安裝一排標有秘書名字的電鈴按鈕，便於總理呼叫各位秘書，“文革”開始後，秘書逐漸減少，最後只有兩個人，這排電鈴裝置也失去了作用。
長條形辦公桌上放著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檔案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會議桌的東頭留了一點空間，周恩來常在此進餐或接待個別來訪客人在這兒談話，放置茶杯等物品。時下人們常說“文山會海”，周恩來辦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說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來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種各樣的會議，還有外事活動等，而家裡每天又有那麼多檔案等著他親自來批閱。他能不忙不累嗎？！
那張臨窗辦公桌的左手側放著一個扶手小沙發，那只是一種擺設而已，很少見他坐在這張沙發上休息過。
“文革”初期，因為周恩來多次發作冠心病心絞痛，後來在辦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張木板單人床，供他躺在那裡小憩，充充電、養養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臟病發作時臥床休息、服藥、作心電圖和吸氧氣時用。
隨著歲月的流逝，這張單人床的功能慢慢地發生了演變，床上沒有了被褥枕頭等臥具，而是堆滿了檔案。原因很簡單，就是周恩來沒有時間躺到單人床上去“充電”！
周恩來工作常常因過度勞累而使他感到胸部憋悶不適。他常感到房間裡空氣不夠用。其實是冠狀動脈供血不足引起心絞痛的表現，這是經心電圖檢查一再證實了的，但他不肯，確實也沒有時間專門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氣。在專家指導下，我們自行設計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裝置，透過曲折的管道系統將氧氣直接輸送到他的辦公桌旁。周恩來在辦公室裡不知不覺地邊辦公邊吸氧，這樣，保證了定時定量供給氧氣，亦減少與減輕了冠心病的發作。
我在周恩來身邊十年，他有永遠開不完的會，真是白天晚上一個接一個的會。參加會議的人員、陪同周恩來出席會議或接見外賓的領導人都來自不同的單位及部門。他們一批又一批的輪著來，唯有周恩來是一個人堅持著！
周恩來一回到西花廳，那張長條型會議桌上的“海拔”永遠不會降低的“小山包”，總是等著他去批閱處理。周總理批閱檔案絕對是細緻認真。僅我所見周恩來批閱有關衛生工作的一些檔案、領導人的病情報告等，檔案上滿紙都有他紅藍鉛筆的劃槓、圈點與批註，更不要說其他重要檔案了。周恩來就是這樣度過了無數個日日夜夜。
秘書們說，凡是機要部門送到周恩來辦公室（“文革”期間改稱“總理值班室”）來的檔案，只要封面上寫有“周總理親啟”字樣的檔案，秘書一律不得拆封，必須交周恩來親自啟封處理。他閱讀與處理完那些“親啟件”後，親筆在信封上寫“退XX同志”，並親自將檔案封好。諸如此類的事情，有些領導人則授權給秘書，他們可以開啟並閱讀這類“親啟件”，起碼能幫助首長“過濾”一下這類“親啟件”，看看是否一定要首長親自處理，那樣起碼可以節約時間，亦少消耗一些精力。但周恩來不許這樣做，諒必有他的道理，決非我輩能理解得了，亦非他不信任身邊工作人員。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期間，我明白自己只是個保健醫生，不是機要工作人員，職責明確、絕不含糊，對上級領導有關“三不”的紀律教導時刻銘記心頭。
但是，有時也會遇到這樣一些尷尬的情景：比如當週恩來在辦公室按電鈴招呼人時，恰好身邊其他人員臨時忙別的事情去了，我在值班室聽到鈴聲不得不權充“替補隊員”立刻進辦公室應召。
進房間後，我有意站在同辦公桌稍稍保持一點距離的地方，避免能看清桌上那些標有“機密”、“保密”、“絕密”和“親啟”字樣的信封與其他已經啟封的“紅標頭檔案”。這裡畢竟是機要重地，所有檔案我都不該知道。我為的是“火燭小心”，怕的是萬一丟失了檔案、暫時找不到某一個檔案，或者是“洩了密”，我很可能首先成為“嫌疑分子”。
“你站這麼遠幹什麼，想避嫌啊？你在我這裡工作，我是信任你的嘛！”周恩來一見我這副“模樣”早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用和緩而略帶批評的語氣說。
有時，周恩來在辦公室裡向我交辦工作，此時恰好電話鈴聲響了，或者是總理臨時叫秘書進來交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