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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笑的吃得很開心。飯後開會座談，進一步瞭解水庫建設和地震對水庫的影響等情況，發言者暢所欲言不感到拘束，我們直至傍晚才離開工地。
“你今天表現不錯嘛，沒有來干涉我喝水吃飯是對的。你要懂得，我們不能脫離群眾。”晚上回到專列上更衣洗漱時，周恩來對我這樣說。
我到西花廳工作不久，就有人跟我交代總理辦公室立下的“三保”規矩。我只有好好執行的義務，絕對沒有違反它的權利。
當汽車離開水庫工地返回石家莊途中，已是日落西山、晚霞滿天時刻，在一處距公路100米左右的田野平臺上有四五個婦女在推水車。周恩來看著覺得有些奇怪，她們為什麼還不收工？他讓司機停下車來，走過去看個究竟。
周恩來開啟車門，立時聽到婦女們在邊推水車邊唱歌。他下了汽車朝她們走過去。由於農村生產落後生活窮苦，不要說是女的就是男的也大多讀不起書，她們沒有文化，加之交通及通訊不發達，聽不到廣播，沒有、也看不懂報紙，那時更沒有電視機，所以，她們不認識周總理。周恩來走到她們跟前亦未引起驚訝或興奮，而只是停止推水車，站在那裡出神地看著我們這些陌生人。
“你們是哪一個村的？這麼晚了還不收工啊？”周恩來問道。
“你們不認識啊？這是北京來的周總理。”旁邊有人告訴她們。她們中好像有人知道周總理是誰，是“大人物”，她們都大聲的笑著，大家都笑了起來，周恩來也跟著笑了。“咱們就住在那一個村，今天的活兒沒有幹完咋能回去哩。”她們中有人用手指著前面不遠處的一個村子說。這裡受地震災害小一些，未見到明顯的破敗現象。
“你們為什麼一面推水車一面唱歌，這是誰規定的？這麼做很累。你們可以喊勞動號子嘛，也可以什麼都不喊。”周恩來又問又解釋道。
“哈哈，哈哈哈，我們不累”她們沒有回答周恩來的問題，只是笑著，周恩來同她們一一握手告辭。
“不知道這是哪個人規定的，邊勞動邊唱歌，搞形式主義，婦女能參加這麼重的體力勞動已經不容易了，你們不能強加於人嘛。”他回到汽車旁跟地方上的領導同志說。
此次，周恩來親自到地震災區視察工作，順便了解國家的農業政策（如工分制）、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幹部作風等一定程度上帶有普遍性的民情，他為老鄉，為中國農民的狀況在深刻地思考著。
第二節
周恩來辦公室門鎖有三把鑰匙，鄧穎超卻沒有一把；鄧穎超也有抱怨，但夫妻倆終身相濡以沫絕非偶然；周恩
來急促地呼喊著：“小超啊！小超”
長達十年的“文革”浩劫，是我在西花廳工作最重要的時期，直至1976年1月8日周恩來故世。
我親眼目睹了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濁浪滔天期間政治生涯的一些側面。我，作為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只能按職責做好自己份內之事。遵照中央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茬又一茬傳下來的未成文規矩：不該看的不看、不該聽的不聽，當然不該問的就更不能問了。因此，我雖然貼近周恩來的日常生活，但對他的高層政治生活幾乎是全然無知。這連他的親密戰友、終身伴侶、與之共同生活了幾十年相濡以沫的鄧穎超大姐亦很少曉得中央發生的許多事情。
但是，即便如此，因為你畢竟生活在這樣的高層政治環境之中，偶爾也會有一些事情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突然向你迎面而來，真是連躲也躲不掉。
周恩來的一生，他的方方面面無疑都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楷模。他可能是長期從事黨的秘密工作，養成非常嚴格的保密觀念。就拿他辦公室門鎖的鑰匙這麼一件事來說，他規定只有三把，秘書有一把，便於他們出入辦公室整理檔案等；警衛人員有一把，便於清潔和整理房間；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裡不離身。
鄧穎超手裡沒有鑰匙，她要進辦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門告知一聲再進去，這是他們夫妻間相約的禮貌與規矩。
周恩來辦公室的房間不大，約三十平方米。當你推開辦公室的門，立刻有一種房間狹小擁擠的感覺，因為屋子裡的東西堆得滿滿當當，空間太小了。
辦公室地上鋪設綠呢地毯，沉重的玻璃書櫃擺在東西北三面牆前。室內有兩張鋪有綠呢檯布的辦公桌。一張普通的大辦公桌朝南臨窗擺放，桌上放了許多檔案、文具等辦公用品，有一個老式銅座綠色燈罩的檯燈。這張辦公桌的右側几案上擺了三部電話機。
另一張辦公桌，是一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