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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就是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後的勝利。”
此後，毛澤東《論持久戰》的發表把持久戰的理念完善到極致。在抗戰初期，在國民黨營壘中，對抗戰的前途存在著嚴重的錯誤觀點，親日妥協派宣揚“中國武器不如人，戰必敗”，“亡國論”一時甚囂塵上。與此相反，還存在著一種毫無根據的“速勝論”傾向，特別是臺兒莊戰役勝利後，一些人被衝昏了頭腦，認為只要依靠國民黨二百萬正規軍就可使抗戰速勝。針對這些錯誤傾向，毛澤東於１９３８年５月寫了《論持久戰》，對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的戰略指導方針進行了系統闡述，明確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的，最後勝利屬於中國。這一著作不僅指明瞭抗戰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戰略方針和奪取最後勝利的切實可行的辦法。它不僅是指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抗戰的綱領性文獻，而且對國民黨最高當局戰略方針的確定，產生了很大影響。據程思遠回憶說：“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讚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後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達，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援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並取得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雖然，蔣介石“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與毛澤東“持久戰”的理論不能相提並論，它們不在一個理論層次上。蔣介石的“以空間換時間”的觀點，貫穿在他的“持久消耗戰”的戰略基礎上，貫徹在以國民黨的軍隊片面抗戰的基礎上，以國土的大量論陷，大量將士的犧牲和人民的犧牲為代價秉取的一種被動應戰的防滑戰略。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理論，以人民戰爭的思想為前提，以游擊戰的方式構築起全民抗戰的汪洋大海。無疑這是積極的抗戰理論。二者有著本質區別。然而，這個方略倒是比較貼近他強調片面而抗戰的出現的中國當時的情況。鑑於抗戰初期正面戰場的大潰退，大片國土的喪失，蔣介石按照這個方略部署中國軍隊抗戰。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漢淪陷後，他宣稱，“我們以後持久戰的戰場，要在平漢線與粵漢線以西地區，更有勝利的把握。”實際上，抗戰頭１６個月中，中國軍隊雖然做出了大量的犧牲，也放棄了部分“空間”，卻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時間，儲存和發展了力量，透過戰時動員，中國軍隊的兵力從最初的１７０萬人增加到２２５萬人。
根據這一戰略思想，蔣介石在戰略後方的選擇上比較對頭。“七七”事變後，日軍在華北地區開始全面進攻。為了牽制華東地區的中國軍隊馳援華北，日本方面考慮進軍上海。淞滬戰役集中了國民黨軍隊精銳部隊的７０餘個師。在中國軍隊猛烈攻擊下，日本統帥部被迫不斷向上海戰場增援，華北戰場的部分軍隊也南下淞滬。９月，日軍統帥部決定：“把主戰場轉移到上海方面。”這樣反倒使江南沿海一帶成為日軍的主戰場。
博篇第13節 以空間換時間（2）
蔣介石認為，日軍佔領華北以後，必然要從山西、河南渡黃河南下，一路直撲武漢，一路進攻西安、蘭州，迂迴四川。如此，中國就會失去抗戰的後方。日本要全面侵華，滬杭地區志在必奪。所以發動淞滬戰役可以調動日軍南下，從而改變日軍深入中國腹地的戰略。至少可以使日軍陷於江南水網地帶，延緩日軍的進攻步伐。故８月，蔣介石派陳誠赴滬視察後，對時局作出明確判斷，認為：“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故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路南下直撲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事以牽制之。”蔣介石聽後表示：“一定打！”陳誠說：“若打，須向上海增兵。”
為了引敵南下，蔣介石還在戰前就曾明確地指出：“這一仗打起來，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為我在日本讀書的老師，如今都承擔大任，日本人對中國的戰略戰史的研究，有時比中國人還深刻。現在我們與日本人打仗，不怕從南方打也不怕從北方打，最擔心的是日本人由盧溝橋入山西再經漢中入四川，就是當年忽必烈滅亡南宋的戰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從雲南、貴州到廣西一抄，我們即便把守南京、上海，這個仗打不下來。現在唯一的辦法是在上海作戰，引導它沿江西上，屆時它就敗了。”戰役的結果表明，蔣介石以江南這塊富庶的“空間”吸引和調動日軍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