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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叛亂，在國民黨內地位一升到第四位。他不僅手握粵軍和黃埔軍的指揮權，而且高喊革命口號，也得到輿論相當多的支援，他以得勝者和獲得工農支援的姿態出現在廣州，居功自傲，為了攬權採取一些過激的舉措，引起國民黨內外一些人的反感，包括國民黨元老的憤慨。他們群起抨擊，說蔣介石是“新軍閥出現”、“寧波拿破崙崛起”、“廣州已成為警察國家”等等。使他一時間陷入窘境。蔣介石處理“廖仲愷案”，不僅使自己一下子解了圍，而且掌握了權力角逐的主動權。
其次，借“廖仲愷案”助汪倒胡。胡漢民是黨內的“元老派”，與汪精衛合稱革命隊伍中的“雙壁”。當時人們把孫、胡、汪三人關係稱之為“胡汪無先生（指孫中山）不醒，先生無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加上廖仲愷譽為國民黨的“三傑”。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最高權力出現真空，由誰來繼承，成為國民黨內一大問題。最有資格的要數這三傑了。廖仲愷已身亡，汪、胡為了取得繼承人資格，進行了明爭暗鬥。
汪精衛在爭取繼任領袖的過程中，很想利用蔣介石所掌握的軍事實力。在北京處理了孫中山的後事後回到廣州，便立即專程到東征前線看望蔣介石，信口開河地說，孫中山在病危之際，不斷呼喊“介石”這使蔣大為感動，“嗚咽良久”。他們“傾談黨事，並謀個人行止”。汪精衛表示今後要按蔣的話作為進退的依據，使他“甚感其親愛”。他們一拍即合，相互利用。“廖仲愷案”調查進展，為蔣介石助汪倒胡提供了一個契機。
在審理“廖仲愷案”的過程中，發現胡毅生、林直勉等人與此案有牽連。胡毅生是胡漢民的堂弟，人們普遍認為暗殺與胡漢民有關係。特委會顧問鮑羅廷斷定，胡漢民至少是這一謀殺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怎麼說，他預先是知道這個陰謀的。”
雖然沒有掌握實據，但汪精衛決心倒胡，蔣介石予以幫助。他安排官兵到胡漢民家借找胡毅生之名進行搜查，給胡漢民來個猝不及防。胡漢民知道形勢對他不利，感到“無地安身”，先被帶到蔣介石的住宅，隨後轉移到黃埔看管起來。蔣介石對胡漢民說：“大家都認為您與此案有關。可是兄也該明白我們的苦衷，我們也拿不出您無牽連的依據，只好委屈您了。”胡漢民放出不久，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暫派他到蘇聯“考察”。汪、蔣請蘇聯顧問鮑羅廷出面找胡個別談話，鮑羅廷說：“一般人以廖同志的案懷疑胡先生，這是沒有的事。不過因此，也不宜在廣東，如到蘇俄走走，可以考察考察。”於是，胡漢民於９月從黃埔港登上“蒙古”號遠洋輪船，“出使蘇聯”去了。
再次，利用“廖仲愷案”逼走許崇智。蔣介石早有完全控制粵軍，排斥一已不合的粵軍將領的意圖。廖仲愷案給他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時機。就私交而言，蔣介石與許崇智不說是生死之交，倒可以說兩人有深交，蔣在粵軍中任職雖受到粵籍人排斥，但卻一直受到許的信任和偏袒，兩人曾結拜為弟兄。許是有恩於蔣的，這蔣介石心知肚明。蔣介石並非是不講人情之人，但為了排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礙，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尋機搞掉許崇智。
借題發揮的切入點，是在審查“廖仲愷案”中發現許的部下和親信與案件有牽連。由於許的個別將領也參與了暗殺廖仲愷，使許崇智一開始就處在被動的地位。蔣介石不失時機地抓住這一點，以許崇智縱容部下，勾結右派刺廖以及把持財政、侵吞軍餉等罪名，大肆宣揚，爭取粵軍中李濟深將領的同情和支援，並對許的部將進行收買。同時以保衛許的安全為由，將許軟禁起來。許暗中派人命令駐守在東莞、石龍的兩個師前來廣州保駕。訊息被蔣截獲，送到汪精衛手裡。蔣介石幫汪倒胡，汪投李相報。以汪精衛為主席的軍委會決定，命令廣州衛戍司令蔣介石“全權處置粵軍”。蔣部署第一師和黃埔學生等，嚴密監視駐廣州城的粵軍，並赴東莞、虎門和石龍包圍許部，同時派人送自己的親筆信給許崇智，歷數他的“罪狀”，勸他放棄職務，暫離廣東。許給汪精衛打電話，汪覆函：“為先生計為大局計，亦莫善於暫行赴滬。”許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請辭本兼各職，當時乘船離開廣州，從此一蹶不振。
評析：
借題發揮是文人墨官們常用的伎倆，蔣介石如同一些資深政客一樣，把其移植到官場，在處理廖仲愷被暗殺案的過程中，借題發揮達到極致。
他透過廖仲愷案，借題作自己的政治文章，獲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在倒胡問題上，與其說是給汪精衛一個順風人情，倒不如說是為自己擠走了一個重量級的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