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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三民主義之成功，與共產主義之發展，實相為而不相悖者也”。“除了共產黨之外，其他團體肯定我們本黨真正合作革命事業的，就很少了。”“我們國民黨只有左派與右派之分，不能有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之分，更不可能有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分。”他要求國民黨員“不可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黨，就是背叛了總理定下來的方針和主張。”
共產黨提出的“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深得人心，蔣介石也高喊這一口號。他多次說，現在我們生在這個亂世，是一個最不幸的事。我們的國家，已經衰落不堪，我們的黨，也是積弱不振，所以我們今後要特別努力奮鬥，來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以雪我們國家以前被人壓迫的恥辱。他還說：“中國的革命事業為什麼如是延長？乃是因為軍閥身後有個牽線之帝國主義者做他的背景。帝國主義宰割中國必須假手於中國軍閥，方得肆意殘暴，而使中國人民默予敢毒。故帝國主義不倒，中國軍閥之亂絕無已時。我黨革命目標，與其專革軍閥的命，毋寧先革北京東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國主義的命。”
儘管蔣介石在這個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執行了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態度在本質上是偏右的。他在國民黨內左、右派之間兩面討好，又兩面開弓，以達到個人的目的。周恩來後來在論述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合作時指出：“蔣介石開始辦黃埔軍校時，表面上贊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實際上是反共反蘇的，並不是真心誠意地與共產黨合作。”他“隨時提防和限制共產黨”。
蔣介石的表現，迷惑了很多人，當時共產黨的總書記陳獨秀對蔣介石很是好感，他說：“現在蔣介石先生手創了有力的黨軍，用這包打軍閥絕不擾民的黨軍，不顧成敗得失地肅清了那些拉夫開賭、稅苛捐、各霸一方、歷年擾害廣東人民的滇、桂、粵各派小軍閥，以圖廣東軍政財政之統一，這不但為國民黨建立了驚人的勳勞，並且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從心的怨氣。”１９２５年１２月，陳獨秀髮表文章，把已經是國民黨新右派的代表人物的蔣介石列為國民黨左派領袖，看成是僅次於黨首汪精衛的第二號領袖人物。
不僅陳獨秀被蔣介石的假象所迷惑，連蘇聯顧問也稱讚蔣介石“在政治上是個左派，並正往左發展。”即使在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向共產黨和蘇聯顧問發難，蘇聯軍事顧問仍認為蔣介石是一個左派。
評析：
善於偽裝，是政治權術家的看家本領。蔣介石在涉政之初，基本少有偽裝，其傲慢加直率，常常導致自己受排斥。經過政壇的磨鍊，得勢後他比較善於偽裝，尤其是，隨著權位的增大野心膨脹，更不輕易表明自己真實的內心世界。他內心不同意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卻在公開場合大唱革命高調，左右逢源，確實迷惑了不少人。
由於蔣介石偽裝巧妙，左右逢源，贏得左派和右派的支援。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的得票僅僅比汪精衛少一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二屆執委第一次會議上，又被推選為常務委員。他已成了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
博篇第25節 借題發揮，一舉多得
借題發揮，是說假借某一個事情為題目，用來發表自己真正的想法。這本是文人們的戲法。運用到官場，那則是借用某事為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蔣介石精通此道，最為典型的就是利用“廖仲愷案”，借題發揮，以實現自己的政治企求。
事例：
廖仲愷在辛亥革命時期，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國共合作籌備期間，積極協助孫中山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逝世後，他堅決維護三大政策，批判右派勢力的反共分裂活動，針對廣東省內軍閥部隊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堅決主張改組軍隊，統一財政。因此遭到帝國主義和右派分子的仇恨，於１９２５年８月在廣州慘遭殺害。
廖仲愷案發生，激起了廣大革命人士的義憤，特別是廣大工農群眾和黃埔軍校官兵，紛紛要求嚴懲兇犯。廖案發生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委會立即舉行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派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為委員，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處理廖案。蔣介石假借處理廖案，達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借廖仲愷案之勢使自己擺脫政治困境。蔣介石在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過程中，在他指揮下，革命軍取得了兩次東征，平定了滇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