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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是越整越亂，越治越散。
事例：
蔣介石為了攫取更多的權力，實行獨裁統治，常常是主動挑起黨內紛爭。拉汪打胡也好，拉胡排汪也罷，扣胡風波也罷，基本上是蔣介石運用權術，挑起的紛爭，而且他一次又一次地從中獲得很多政治利益，應該說，派系林立，黨內紛爭不止的源頭在蔣介石身上。他使用權術，攫取越來越多的權力，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實行獨裁統治，加劇了國民黨內部的鬥爭。
派系林立，導致無序競爭，元氣大傷。無序競爭，使國民黨政治生活中，出現許多怪現象。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召開了三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一大怪事。其緣由在於蔣介石急於想當總統，擔心國民會議，不會透過設總統一職的動議，搶先發言，稱“總統問題不必提，亦不應提”的談話，引起政敵的不滿，元老派胡漢民和太子派孫科聯手發難，搞得蔣介石很狼狽，他指使特務將胡漢民扣押起來。由此引發了寧、粵紛爭。
胡漢民被釋放後，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在上海會晤，表示捐棄前嫌，“握手言和”，在上海舉行的所謂和平會議，實為分贓會議，達成妥協，由南京國民黨中央和廣州非常會議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數量相等的中央委員。於是，寧方國民黨四大在南京開幕。滑稽的是，蔣介石在大會上致開幕詞的題目卻是《黨內團結是我們唯一的出路》，他高喊國民黨要“精誠團結”，團結是這次會議的兩大使命之一。同月，在廣州也召開了一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譴責蔣介石、張學良對日本的不抵抗主義，堅持必須以蔣介石下野為寧粵合作的先決條件。由於意見不一致，孫科、汪精衛率領他們的人馬從廣州的“四大”分裂出來，到上海，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１２月，又召開了一個國民黨“四大”，這樣幾乎在同一個月，寧、粵、滬三處開了國民黨“四大”，真可謂開了政黨會議的先河。
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上，發生行刺風波，是國民黨政治生活中的又一大奇聞。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大會代表合影留念時，發生了槍擊汪精衛的事件。在這裡，暫且不議論行刺者的動機如何，只看此事件發生後，在國民黨內所引起的相互指責、猜疑，就可以看到派系建成的隔閡根深蒂固。汪派一方，認為是蔣介石指使特務所為，理由是蔣介石在合影前，自己稍稍離開，再就是蔣介石有對政敵下毒手的劣跡記錄。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與蔣介石大吵大鬧，說：“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就不幹，為什麼要派人下此毒手！”
再一大怪事，那就是國民黨中央作出開除與恢復黨政要員黨籍之事，不勝列舉。誰掌控中央大權，就要下一紙開除、通緝對手的命令，而沒多時日，又是同樣的中央、同樣的掌門人，下令為他們恢復黨籍；當然也有這一派開除那一派黨首的黨籍，那一派開除這一派黨首黨籍的。之所以如此，因為在國民黨內雖然派系林立，但沒有定勢，沒有長久的朋友，也沒有長久的敵人，只有永久的利益，今天桂系與粵系聯合起來反對蔣系，明天，桂系又與蔣系聯合起來倒粵系，派系紛爭經久不息。蔣介石早就看出這一弊端，他在１９３１年召開的四大上指出，這幾年來，內部糾紛不停，國民黨支離破碎，“國民革命的生機幾乎斷絕”。如何解決，他沒有辦法。
派系具有天然的排他性，這種影響力從兩個方向發展，一方面是圈外的排他，非本圈內的，一律排斥；另一方面，是圈內圈中的排他，在同一派系中，或因籍貫，或因學校，或因隸屬，或因出身等等的不同，歸根結底是利益關係的不同，在國民黨這個特殊的政治土壤裡，都可以生長出新派別，可以無窮地分裂下去。
這種排他性，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相互掣肘。一方遇險或遇難，大多的情況下，不是相互支援，而是觀望，幸災樂禍，更有甚者，是落井下石，借刀殺人。在淮海戰役中，蔣介石的嫡系杜聿明的３０萬大軍被解放軍圍困，危在旦夕，這是蔣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他心急如焚，下令調暫時歸白崇禧指揮的蔣嫡系宋希廉部增援。白崇禧堅決不準宋離開，嘴裡說大戰區離不開宋希廉部，內心裡卻是希望蔣的嫡系損失。蔣奈何不得，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王牌部隊被消滅。
派系林立產生的離心力，使國民黨軍隊瀕臨崩潰。蔣介石自成體系，排斥異己，黨心、軍心渙散，離心離德。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制地起義，起義當然主要是對蔣介石獨裁、內戰的厭惡，但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誘因，那就是蔣介石厚此薄彼，打壓、乃至千方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