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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援與援助，不惜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他不但不反封建主義，反而與封建勢力相勾結，殘酷壓迫與剝削貧苦農民，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精神蕩然無存。他打著“訓政”的旗號，愚弄民智、強姦民意、壓制民主、剝奪民權、不顧民生，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主精神蕩然無存。
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被閹割、被拋棄，他所要堅持的，是三民主義中，主要是舊三民主義中的消極的因素。孫中山的理論如同任何一種革命理論一樣，經歷了一個從不成熟到比較成熟的過程，孫中山不斷地總結經驗教訓，增加新鮮內容，摒棄錯誤的、不合時宜的內容，同時，由於其自身的侷限性在舊三民主義中存在某些消極的內容。比如，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在他的思想中出現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思想傾向；強調黨內集權，要求黨員絕對服從領袖；在國共合作過程中，他一方面強調共產主義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卻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包含在他的民生主義中，他要“畢其功於一律”，如他的世界觀上的二元論。
蔣介石把這些消極的東西，加以堅持與放大，正如當年張聞天批評蔣介石的假三民主義時所說的，假三民主義的反動性“在於削弱與掩蓋三民主義中基本的革命精神，儲存與發展了三民主義中所包含的一些消極的與保守的因素，而使之成為不徹底的、富於妥協性的或片面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
蔣介石還在三民主義中塞進了沒落、腐朽、反動的思想內容。
首先，移植封建倫理思想，使三民主義儒學化。使三民主義儒學化，戴季陶是開創者，他大力宣揚“仁愛是人類的天性”等觀點，用以反對階級鬥爭學說，反對國共合作。蔣介石強化了戴季陶儒家化的三民主義。
一是用“致良知”解讀“知難行易”。“知難行易”，是孫中山在早期革命活動時提出的，當時強調“行易”，是為了鼓舞人們革命的信心。儒家思想強調人自身的修養，提倡從人性本源出發，從自我做起。１９３２年，蔣介石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作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的報告，認為，要闡明“知難行易”的道理，必須藉助於王陽明的“致良知”，他認為，孫中山不僅承襲了孔孟，與王陽明有師承關係。
其實，孫中山所說的“知難行易”，雖然藉助了中國古代的知行觀，但所表達的思想卻是全新的，在認識物件上，孫中山強調應以整個宇宙為物件，人們的正確的認識是建立在科學和哲學的理性思維的基礎上的。這與王陽明以心為物件是完全不同。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王陽明所講的“良知”是指“良心”，而孫中山所講的“良知”是主義和方略。他之所以要用王陽明的“致良知”來解讀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是要轉換命題，是要強調，“知識”的“知”難通，不必強求，你們“行”就可以了，“主義和方略”那是我們的事情，要黨員、民眾老老實實地聽從他的一套，這無疑是要黨員盲從，要民眾順從，是一種愚民的理論。
二是尊孔復古，倡導封建綱常倫理。蔣介石在他的“倫理建設”設想中認為：“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負政治責任者的生活行動態度，皆要合乎禮，就是合乎宜”，“政治應該由各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國家完滿負責做起。”他把“四維”（即禮、義、廉、恥）八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看作是“做人、教人、革命與復興民族”的起點。他要求人們“重禮、尚義、明廉、知恥”，他解釋說：“‘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青青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１９４３年，蔣介石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書中竭力美化封建宗法制度和倫理思想。他說：“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為崇高的體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甚至一再聲稱，中國古代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就是來自孔孟的“民本”思想。
治篇第136節 閹割“主義”，黨魂不存（2）
孫中山的民主思想與孔孟的“民本”思想，有明顯的區別，其關節點在是對民的政治地位的認定上，孫中山的民主思想是主張“人人平等”，主權在民，權由民予。他說：“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而孔孟的“民本”思想，則“君臨天下”，權由君一人獨攬，根本沒有什麼平等可言，所謂“以民為本”中的“民”，也只不過是人治社會的一種“子民”思想，蔣介石用“民本”思想，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