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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是驕，有內容而看不起人為傲，後來連起來用以驕傲。 而中國文化的修養，不管有多大學問、多大權威，一驕傲就失敗。 所以孔子在《論語》中也提到過“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一個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學，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驕傲，和很吝嗇不愛人的毛病，這個人就免談了。我們中國人，力戒驕傲，現在外國文化一來，“我有了他真值得驕傲”這類的話，就非常流行，視驕傲為好事情，這是根據外國文字翻譯錯了，把驕傲當成好事。 照中國文化規規矩矩翻譯，應該是“欣慰”就對了。 這是幾十年來翻譯過來的東西，將錯就錯，積非成是，一下子沒辦法改的地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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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將來維護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是要想辦法的。有許多錯誤的東西，都要慢慢改，轉移這個社會風氣才是對的。 這是說到慆慢所引出來的。再回到本文“慆慢則不能研精”
，慆就是自滿，慢就是自以為對。 主觀太強，那麼求學問就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為什麼用“險躁”？
人做事情，都喜歡佔便宜走捷徑，走捷徑的事就會行險僥倖，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 尤其是年輕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
，這個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對，還是把它改過來。 ——年齡跟著時間過去了，三十一歲就不是三十歲的講法，三十二歲也不同於三十一歲了。 人的思想又跟著年齡在變。“遂成枯落，多不接世。 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後悔，已經沒有法子了。看諸葛亮這篇《誡子書》，同他作人的風格一樣，什麼東西都簡單明瞭。 這道理用之於為政，就是孔子所說的“簡”
；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說的“儉”。但是文學的修養，只是學問的一種附庸，這是作學問要特別注意的。 由歷史文化談到諸葛亮的學養，到此告一段落，現在再繼續原文。
孔子的換心術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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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以現代的觀念來說，就牽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說是政治的作法，簡明一點就叫政治領導術。 魯定公所問的，是領導術或領導的方法，而孔子答覆他的，是領導的道德，撇開了魯定公所問的方法。 換言之，乃是在駁魯定公。認為用方法——手段——是錯誤的，所謂領導應該是以“德”領導人。 從什麼地方可看出孔子這種意思來呢？
就在這“君使臣，臣事君”兩句話中的“使”字。 我們知道魯定公是個諸侯，以一個“王者”——這是隨便借用一個頭銜來形容的——之尊問孔子，孔子當然也尊重他。 魯定公問，假使一個帝王領導人，該怎樣去指揮下面的幹部？相對的，一個忠貞的幹部，對於領導人，又應該用什麼方法理事及自處？魯定公當然問得很客氣，很婉轉。 而孔子則用兩句話，解答了魯定公這兩個對立的問題——“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我們中國文化講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對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父母付出了愛心的教養，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兩者是對立的。忠也是一樣，就如孔子的話，上面對下面以禮，禮敬——也是愛的一種形態，等於父母愛子女的愛心。 這種禮義德業的流行，道德的風行，則下面對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這種君臣的上下關係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兩句話就答覆了魯定公的問題。有些人看了老子的兩句話，認為對於忠孝的觀念，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見的。 其實不然，只是表達的方法不同而已。 老子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在表面上誤解了這兩句話，好像老子是反對孝、反對忠的。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他是說一個不和的問題家庭中，有幾個孩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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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個最乖的，於是人們便說這個兒子才是孝子，拚命地標榜他，而忘記了基本上“家庭不和”這個問題。 一個家庭如果不出問題，個個都是孝子，何必特別標榜一個孝子？所以要六親不和的時候，才看得出孩子的孝或父母的慈。 至於“國家昏亂有忠臣”也是同樣的道理。 文天祥在宋朝亡國了，才表現出他的忠貞，假使宋代不到亡國的時候，就看不出文天祥對國家有如此盡忠，雖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