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來一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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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福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總統。1933年3月，羅斯福開始一系列旨在刺激經濟、養活失業工人、恢復全國信心的計劃。在他的敦促下，國會立法建立“全國恢復管理局”（NationalRecoveryAdministration），NRA的7a分部專門管工會的登記，負責保證工會的合法存在，並以工會集體的力量和僱主談判。儘管7a分部並沒什麼實權，它的建立卻被千百萬工人看成是政府為工人參加工會開啟了綠燈。

全美勞聯立即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發展會員，他們的傳單上寫著：“羅斯福總統要你加入工會！”

可是，不久，當時保守的最高法院認為羅斯福的新政過分干預私營經濟，在一次裁決中宣佈，NRA是違憲的，不再存在，NRA的7a分部也自然消失。然而，這個時候，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政治家認識到立法干預勞資關係的重要性。無論是在經濟平穩的時期，還是在經濟蕭條的困難時期，勞工和資本的關係是一種互相依存、互相對抗而尋求雙贏的關係，力量和利益必須在困難的協調下達到平衡，而政府必須在這樣的平衡過程中起積極的作用。這樣的思想，在以往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傳統中是沒有的。

在紐約州的聯邦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的領導下，國會在1936年透過了《國家勞動關係法》，即《瓦格納法》。這是美國勞資關係史上第一個重要的立法。

《瓦格納法》的作用超出了當年的7a分部，為工會的存在奠定了牢靠的合法性基礎，明確規定工會有權代表工人和僱主展開集體談判。從此，這樣的集體談判是法律所要求的一項國家政策，僱主拒絕談判就是非法的。這項法案還提供保證，讓工人無記名投票選舉工會領袖，保護工會成員不受僱主的威脅利誘。

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對《瓦格納法》作出了修正。1959年，《蘭德倫·格列芬法案》（LandrumGriffinAct）對此又作出了修正。至今，這些法案仍舊制約和協調著美國工人運動和勞資關係。從此以後，罷工不再是美國工人和企業主對話的惟一手段，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手段。勞資對話開始從罷工示威現場轉向談判桌，而政府，特別是聯邦勞動部，有時候甚至是總統，成為勞資談判桌上的對話媒介和協調人。

此刻，美國工人終於意識到，在美國這樣一個法治國家裡，工人最強有力的武器，其實就是手裡的那張選票。就是這張選票，迫使政治家不敢輕視工人的利益和呼聲，從而立法來保障工人的應有權益。美國工會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教育工人方面，教育他們理解工人的利益所在，鼓勵工人登記選舉，積極參與各級政府官員的選舉。

60年代民權運動中，聯邦政府透過了一系列法律，大幅度地偏向社會弱勢群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實現了美國工人百年來夢想和爭取的目標。1963年，聯邦立法規定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性別歧視。5年後，《反年齡歧視法案》透過，有效阻止僱主解僱和歧視40歲以上的工人。最重要的是1964年的《民權法》，由約翰遜總統在白宮簽字生效。約翰遜總統在簽字儀式上特地提到，這個歷史性的法案，如果沒有工人和工會的長期努力，是不可想象的。這個法案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美勞聯的主席說服羅斯福總統釋出行政命令，建立“聯邦公平就業委員會”。

在以後的年代裡，美國完善了一系列保障勞工利益的法律，如《最低工資法》。聯邦政府建立了公平就業機會辦公室，來負責監督和實施聯邦《公平就業法》。美國的工會也走上了和平鬥爭、談判妥協這樣尋求雙贏的道路，在發生勞資利益衝突的時候，各方都意識到必須和政府合作，在法律的制約下尋找出路。每年勞聯產聯的大會，總統出席講話，已經成為一個傳統。

這幾年，美國發生過幾次大罷工，比如聯合包裹公司UPS的罷工。這些罷工最終都是談判妥協的，這些罷工都沒有對經濟、對民眾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由於“二次抵制”是非法的，因此，過去以罷工作為惟一手段的工人，是處於弱勢的；今天，在立法的支援、工會組織的強大、政府的中立協調、利用法律保護等手段下，人們大多把今天的罷工看作一種要求的姿態，一種工人力量和訴求的象徵，人們都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在談判桌上進行的較量，談判和雙方的協調退讓，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方式。

100年前美國的緊繃著的勞資張力被緩解了，一個雙贏局面在雙方的努力下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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