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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從10月初開始干預，他指派了一個調解委員會，作為中間者和雙方展開談判。5天以後，礦工們開始上班。5個月以後，總統調解委員會做到了所有工人提高工資10％，並縮短了工作時間。這一結果雖然沒有達到工會在罷工開始時的要求，卻使這次罷工成為和平而有成就的罷工。
四、丹伯裡制帽工人案
美國人在發生利益衝突的時候，透過司法途徑尋求解決的傳統，也在一個看上去非常容易失控的工人“民眾運動”中，注入了理性的規範。第一個走上法庭的著名罷工案件，是“丹伯裡（Danbury）制帽工人案”。
1902年，康狄涅格州丹伯裡的一家公司提出民事訴訟，告工人妨礙貿易，違反了反壟斷法律，因為美國勞聯的制帽工人工會組織工人抵制這家公司，原因是這家公司不許工人組織工會。
這個案子用了幾年時間在聯邦法院裡一級一級上訴。1908年，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作出了對工人不利的裁決。這個裁決的意思是，工人可以作為勞動者或消費者對某公司實行“直接抵制”，比如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罷工，或不為這個公司僱傭，這種直接抵制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工人不可以強迫其他的公司不買這個公司的產品，或者強迫別人不和這個公司合作（例如罷工期間不準其他人上班），這樣的“二次抵制”是非法的。
也就是說，你自己可以抵制，但是不能強迫別人和你一樣去抵制。法庭對丹伯裡的184名制帽工人作出25萬美元的罰款處罰。在最高法院裁決以後，全美勞聯發起募捐，為184名制帽工人償付罰款，以免他們的房子財產被沒收。
這個裁決發出了兩個資訊，第一，司法訴訟有可能成為解決勞資衝突的途徑，工會一方和僱主一方都有可能利用這樣的途徑，也都有必要知道什麼是合法的，什麼是非法的。第二，工會對公司的抵制，只能在“直接抵制”的範圍內進行。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Act）明確規定二次抵制非法，從此以後，類似的二次抵制在美國工會運動中就消失了。不過，最高法院在同一案中也裁定，根據憲法的言論自由條款，工會可以在商家門口樹立宣傳標語和宣傳員，告知民眾，他們要抵制的某公司的某產品是“不公平的”，號召民眾“不要購買”，這是合法的，但是不能說這些賣商品的商家也是“不公平”的，不能號召民眾不去購買這些商家的所有商品。後面這種做法就是“二次抵制”，就是非法的了。
在這裡，美國司法獨立和司法系統在建立“公正”信譽的努力，首先建立起了美國民眾的法律文化，這對事態發展走向良性迴圈起了極大作用。假如沒有這一條，法院無理偏袒政府或企業，工人不服就衝擊法院，那就真正是亂成一團，沒有解藥了。
1909年，2萬製衣廠工人，大多是女工，而且幾乎都是東歐新移民，在製衣女工工會的旗幟下，發動罷工，她們得到了廣泛的公眾支援，最終爭取到了每週52小時工作和增加工資的條件。1910年，5萬製衣工人在紐約罷工。他們請出了著名律師路易斯·布蘭迪斯來談判。在他的努力下，這次罷工取得了重要的結果，不僅為工人爭取到了有利的報酬條件，而且開創了和平談判的範例。布蘭迪斯後來還擔任了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第三部分 讀書（一）勞動節春秋（3）
五、從“黃狗契約”到《民權法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20年，是美國工會運動的不穩定時期。戰爭期間，工人運動常常被誣衊為不愛國的叛國活動，是反對美國的非法的陰謀活動。企業在僱傭工人的時候，常常要求工人在僱傭合約中籤字保證不參加工會。這樣的契約被叫做“黃狗契約”。
但是美國工會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定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工會就成為政治家們不可忽略的力量。到1919年，全美勞聯仍然有400萬成員。在1924年大選的時候，全美勞聯號召工人既不要把票投給共和黨的候選人，也不要給民主黨的候選人，而是投給第三黨進步黨的候選人，一個對工人和農民比較友好的參議員，結果進步黨在大選中得到17％的可觀票數，從此令政治家刮目相待。
30年代的大蕭條，美國民眾進入了現代史上生活最艱苦的年代，大批工廠倒閉，工人失業率高達1/4。也就是在這大蕭條的年代裡，聯邦政府開始了一系列干預勞資關係的立法。這一過程一波三折，由此奠定了美國工人運動的基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