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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要說什麼?如果我們今天僅僅用科學與宗教的對峙來看待這個事件,而不去深掘出它的歷史背景,我們也許會遺漏一些歷史教訓。在布萊恩的法庭辯論以及最後的演說中,有大量為宗教辯護的內容,然而,同時他也表達了清楚的超越宗教範圍的內容。這些內容是不應該忽略的。
即使是最貶低布萊恩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的生命“發端於一個英雄”。布萊恩在政壇上幾乎是一個神童。美國憲法規定總統的最低年齡是35歲,布萊恩剛滿36歲就成為總統候選人。在他一生中,雖然從未當選總統,卻總共有三次成為總統候選人。他被看作“英雄”,是因為他始終站在歷史進步的一端,在當時的人看來,甚至還有一些超前。從19世紀末,他就開始反對財團的腐敗,呼籲婦女的選舉權,代表底層工人、農民的利益。他因此被稱為“偉大的普通人”。年輕的布萊恩非常英俊,是出名的銀嗓子,他的政治演說和他的理念,都有著很強的感染力。只要是對美國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相信,一個三次入選的總統候選人,會輕易否定美國憲法中最重要的有關公民權利的思想言論自由。
事實上,在達爾文學說剛剛出現的時候,作為一個基督徒,布萊恩和美國大多數人一樣,已經習慣宗教與科學的互容。一開始,他一直是以開放的心態對待進化論的。此後,達爾文進化論中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越來越普遍地被人們接受,被尼采等德國哲學家推向極端,這一切逐漸使布萊恩感到不安。他說:“達爾文學說聲稱,人類是在仇恨法則的作用下達到現在的完善程度的。進化論是一種沒有憐憫心的法則,按照這種法則,強者群起殺死弱者。”他認為《聖經》是反擊這種沒有憐憫心法則的“愛的法則”。這正是他在未能發表的結辯演說中的重要內容——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100年前的20世紀初,清晰而道德中性的現代自然科學觀念,事實上還沒有形成。布萊恩所批評的,正是達爾文不應該把人類社會問題和動物進化問題完全混為一談。他引用了達爾文1871年的論述,達爾文說:
在原始狀態裡,身體和精神上的弱者很快就滅絕了;存活下來的一般都顯示出健康活力。另一方面,我們文明人,卻盡其所能地抵擋這種淘汰過程;我們為低能兒、殘廢人和病人設立庇護所;我們設立貧窮救濟法案;我們的醫務人員竭盡其技能救助每個人的生命直至最後一刻。有理由相信,牛痘疫苗救下了成千上萬以前會死於天花的人的生命。這樣,文明社會的較弱的成員也在繁衍他們那種人。任何曾經飼養過家畜的人都不會懷疑,這樣做會極大地傷害人類種族。不注意這個問題,或者處理不對頭,那麼一點不奇怪,這會導致家畜品種的退化;幾乎沒有人會如此粗疏大意而任憑他的不好的牲畜繁殖後代,可是人類對自己這個品種卻開了例外。
生物進化論在當時是一個全新的科學假說,它第一次把人類和動物如此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對“人”的衝擊,是前所未有的。人們在發現、研究、接受它的初期,很自然地會從進化論的角度,思考動物世界和人類世界的關係,甚至擴大外延,試圖讓人類社會延用動物世界的法則,如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當時的人並沒有意識到它可能包涵的危險性,這種趨勢非常容易從社會達爾文主義走向尼采的“超人”,也走向種族主義,甚至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
作為美國中學生物學課本主體的進化論教育,也是如此。戴屯的中學所用的生物學課本,是1914年在紐約出版的《亨氏普通生物學》(《Civic Biology》Hunter; George William)。這是田納西州,也是美國很多學校普遍使用的一本教材。
這本教材在介紹了“自然競爭和自然選擇”、“適者生存”、“健康、體質和頭腦強健者取勝”的生物進化理論之後,就將它引向人類社會。它指出,達爾文“給我們今天世界的進步提供了理論證明”。當時的進化論研究者普遍涉及的、非常容易失控而走向種族主義的人種問題,在教科書中也同樣有所反應。《亨氏普通生物學》在“人類的種族”一章中,例舉了5種“在本性和社會習慣方面,其基本構成都各自大不相同”的種族:
發源於非洲的衣索比亞和黑人型別;太平洋島的棕色種族;美洲印地安人;蒙古及黃種人,包括中國、日本和愛斯基摩人;最後,也是所有型別中最高的型別,白人,由歐洲及美洲的文明白人居民為代表。
經社會達爾文主義推論,帶有強烈種族主義色彩的“優生學”,成為必然結果。在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