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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正確政策的做法，誣衊為“復辟”；他們借批“興滅國，繼絕嗣，舉逸民”，把周恩來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安排一些老幹部的工作，誣衊為“請隱士，舉逸民”，大肆叫嚷反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
江青借“評法批儒”，大肆吹捧呂后，武則天，為江青登上“女皇”做輿論準備。在評法批儒中，江青授意她的寫作班子炮製了《法家人物介紹·呂后》、《古代傑出女政治家武則天》吹捧呂、武的文章。說“劉邦死後，呂后掌權。”她“為人剛毅，曾‘佐高祖定天下’，當政後繼續推行法家路線，”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武則夭是個“敢作敢為”的“革新政治家”，“武則天政治統治的社會基礎比唐太宗時期更寬了。”江青這樣不遺餘力地讚揚呂后，武則天是為了給自己作陪襯。她自詡為現代的女政治家、女法家，比呂后、武則天毫無遜色。甚至準備起做“女皇”來了。她命令天津的服裝設計人員為她設計製作了一套“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作為其當皇帝的“龍袍”。還派人為她製作了三雙仿唐“腳踩登天”式千層底“太后鞋。”
江青利用批林批孔運動搞的這些陰謀，最終目的是為了奪權。毛澤東看到他們做得越來越不象話，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嚴厲批評江青：“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同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你是難改呢。”還批評他們四人說：“你們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並一再宣告“她（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
毛澤東的這些批評，使他們四人驚慌了一陣，但他們還是不思改悔，繼續利用他們控制的報紙，影射攻擊周恩來。直至他們在四屆人大組閣失敗後，這場沸沸揚揚的鬧劇才算結束
張春橋制亂奪權
一天，上海郊區的安亭小站突然失去了往日平靜，一下子變得躁動、喧鬧起來了，一輛輛的汽車滿載著工人直闖進站來。一時間車站裡就聚集了好幾千名工人，部分工人站、臥在鐵軌上，阻止火車北上，造成鐵路交通中斷了31個小時。這些工人都是上海第一個激進的工人組成——“工總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成員。
此事驚動了中央，周恩來指示陳伯達處理此事。
陳伯達得到指示後，立即打電話告訴華東局第三書記韓哲一，要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頂住，不能承認工總司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臥軌攔車是革命行動。同時致電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指出：“你們這次的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的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交通，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問題自己解決。”為了便於解決問題，陳伯達決定派曾在上海工作過的張春橋回滬負責處理。
張春橋欣然領命，自從他調到中央文革小組後，就很少再具體過問上海的事情。這次重返上海對他來說，既可以重溫一下舊日的感覺了，又可以與家人團聚不同之物相加方可產生事物；相同之物相加則事物無成。含，實在是一份一舉兩得的美差呀。
張春橋離京前，陶鑄又再三叮囑記住他不能承認“工總司”，張春橋滿口應承。
11月11日晚，張春橋乘匕機到達上海。一下飛機，他不是先到市委、華東局，而是徑直驅車前往安亭，先找王洪文、潘國平等幾個造反派頭頭開小會，向他出示陳伯達的電文稿。第二天又召開大會，當眾答應明天回上海解決問題。張春橋撇開華東局和上海市所做的這些事是完全違背中央精神和組織原則的，但這僅僅是開始。
11月13日，張春橋返回上海，參加市委常委會，對大會所作出的不承認“工總司”為合法組織，不承認“安亭事伴”是革命行動的決議他的哲學觀點作了系統的批判。主要著作有《經驗一元論》、，也表示同了意。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張春橋會後卻又自行一套。下午他在上海文化廣場與安事回來的工人座談時，卻說；“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如果工人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導彈上了天，衛星上了天，生產大發展，中國還會變顏色”。“安亭事件向主席報告了”。“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國的前面。上海應該創造好的經驗”。“工人同志要開會，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工人認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最後還在“工總司”提出“五項要求”上簽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