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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綱試圖對學術討論中“左”的傾向加以限制，要求堅持毛澤東提出的“放”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以理服人，不要象學間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要歡迎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改正錯誤，不要和稀泥，不要不準革命。還提出報刊上公開點名批判要慎重。
2月8日，彭真、陸定一、許立群等去武昌向毛澤東彙報《二月提綱》。康生也隨機前往，毛澤東對《提綱》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只是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回答說，吳晗經過批判還可以當副市長，吳晗與彭德懷也沒有組織聯絡。2月12日，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討論透過《二月提綱》，並同意向全國轉發。
可是，江青一夥從一開始就不是想搞學術爭鳴的，現在看到彭真等人還多方設法限制對吳晗及其劇作的批判，感到非常惱怒，於是把批判的政治目的再升一級，公開把矛頭指向北京市委。江青、康生三次到杭州向毛澤東報告，說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保護右傾機會主義，支援“翻案”，阻撓左派，搞獨立王國。
彭真、陸定一、吳晗、鄧拓、廖沫沙等人大難臨頭。江青一夥搞垮北京市委的目的實現了。
但他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指向中央一線領導，為奪取最高權力掃清道路。他們利用毛澤東的信任，在陳伯達，康生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中開啟了批鬥中央領導的突破口。《通知》指出要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領域中的領導權。同混進這些領域裡和軍隊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作鬥爭，清洗這些人，有的則調動他們的工作。這預示著一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
因批《海瑞罷官》而受牽連的有上萬人，作者吳晗更是難逃厄運，含冤而逝，這成了新中國的一大冤案
江青舞劍意在周公
“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受中央委託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開始了對各方面的全面整頓。在經濟領域中主要整頓由林彪的“突出政治”所造成的生產混亂的狀況；在政策方面，繼續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要求在揭露批判林彪集團罪行的過程中，把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放在重要的地位。他說；“極左思潮不批透，你們就沒有勇氣貫徹黨的正確路線。”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根據周恩來的意見發表了《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工具》等三篇批判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文章，尖銳地指出林彪是煽動極左思潮的罪魁禍首。
周恩來的一系列舉措施實際上是對“文革”錯誤的糾正。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立即緊張不安起來，如果讓周恩來繼續整頓、批判下去，勢必也把他們自己拉扯出來不可。於是他們想方設法進行抵制。
張春橋、姚文元指使《文匯報》以召開工人座談會的名義，整理一個材料上報毛澤東，說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就是對“文革”的否定，還說工人不同意批“左”等等。
11月28日，中聯部、外交部在召開外事工作會議的請示報告中提出徹底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周恩來批示同意。12月1日，輪到張春橋批示時，他就故意作難，批示說：當前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批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江青則更是唱反調，12月3日，她批示道：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也批他在某些問題上的形左實右。在批林彪的問題上完全與周恩來對著幹。江青一夥對周恩來的痛恨從這可以明顯地看出來了。他們總是想方設法找藉口要批倒周恩來。但“文革”自林彪死後，就搞得不象從前那樣亂了，要批周恩來不太容易，最好是來個什麼具體的批判運動，然後借這一運動把周恩來夾帶進行批判。可機會在哪裡，正在他們愁眉苦臉的時候，有人來告訴江青，說在搜查林彪臥室的時候，發現了許多有關孔、孟之道的題字條幅、卡片資料。條幅是林彪親手寫的，有寫給妻子的，有給兒女的，有名言警句，也有生活戒律。它們大部分都是從古書上抄來的。其中有三幅內容大體相同的條幅，特別引人注目。條幅上寫著：“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書贈葉群同志，育容。”
江青一聽，想林彪天天喊毛主席萬歲，回家卻專崇拜孔子、孟子，這不是復古倒退，不是極右，是什麼？！而周恩來卻說是極左，簡直是說瞎話，可以利用這一點對周恩來進行狠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