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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件事情的“成功”，並沒有使張春橋得到滿足。他的最終目的是要掌握、控制上海市委的大權。這一次行動既是他對自己的能力的檢驗，也是他奪權的第一步。他深深地知道按正常組織原則辦事是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的，只有在亂中才能奪權。這一次承認“工總司”只不過是在為製造混亂創造條件罷了。
事情似乎也正按他的意願發展，“工總司”自得到承認後，更加肆無忌憚，在合法化的外衣下，大搞揪鬥、遊行、炮轟、集會他諾貝爾文學獎，但他以“一向拒絕來自官方的榮譽”為由，衝擊政府機關，上海開始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看到這一情景，張春橋那奸瘦的臉上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心滿意足地乘著飛機返回北京。
張春橋身是回到北京了，但心卻時時向著上海，緊密地保持著和上海的聯絡。
1966年12月上海另一群眾組織“赤衛隊”（即“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與“工總司”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本來“赤衛隊”就是由於一些工人激於對“工總司”的胡所非為的義憤而成立的，因此它們從一開始就是對立的，至少在思想上是這樣。這次衝突起因是“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衛”）扣押《解放日報》引起的。“紅革衛”認為《解放日報》貫徹上海市委“一條又粗又長又黑又臭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需要用他們編印的《紅衛戰報》和《解放日報》一道發行以對《解放日報》進行消毒，遭到拒絕後，就採取強硬的措施不讓《解放日報》發行。“工總司”知悉後派出大批隊員進駐報社，聲援“紅革衛”。“赤衛隊”隊員則到報社附近示威遊行，高喊：“我們要看《解放日報》！”的口號。雙方在報社門口對峙著，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就在這時，受江青指派到上海來的聶元樣到“工總司”、“紅革衛”中煽動說：“不要從《解放日報》社裡輕易退出來，要堅持到市委垮臺為止。”一聽這從江青那裡來的指示，造反派們更加狂妄了。他們把韓哲一、王一平等華東局和上海市委的領導人揪到報社進行批鬥和人身迫害，脅迫他們同意《紅衛戰報》夾在《解放日報》中發行。迫於形勢釋》。，上海市委於12月5日在“工總司”的“四項要求”和“紅革會”的“三項要求”上簽字．“赤衛隊”則被罵為“保皇派”敗下陣來了。
“赤衛隊”當然不肯善罷甘休，12月10日，他們劫持上海市長曹荻秋，迫使他承認“《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執行反動路線的嚴重事件。
“工總司”一看急了，他們第二天就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號稱有60萬人參加的“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路線新反撲的大會”，會上強迫曹荻秋等人簽字同意“工總司”出版《工人造反報》，承認“赤衛隊”大方向錯了．
“赤衛隊”12月23日也象“工總司”那樣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要求曹荻秋簽字承認“赤衛隊”是群眾組織，接受“赤衛隊”的“八項要求”。
“工總司”又如法炮製，脅迫曹荻秋撤銷對“赤衛隊”的支援。
曹荻秋有如一個皮球被兩個派別踢過來又踢過去，由於兩方面都不能得罪，結果就不斷地挨雙方輪流踢，身心受到嚴重的摧殘，人格尊嚴遭到粗暴的踐踏。
“赤衛隊”當然又不服了，12月28日一萬餘人開進康平路市委機關辦公地點靜坐，要求陳丕顯、曹荻秋出面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大方向是對的。28日曹荻秋出來與“赤衛隊”談判。
張春橋在北京對這一事態的發展瞭如指掌，他在靜觀默察，等待時機，準備隨時出擊。“鈴”身旁電話機響了起來，張春橋迅即抓起話筒。電話是馬天永從上海打來的，告訴他，“赤衛隊”在康平路抄了他的家。張春橋一聽簡直不敢相信，連問：“你說什麼？！”馬天永複述了一遍後，他又問：“你是從哪得來的訊息？”馬天永說：“我也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
張春橋掛上電話，略一沉思，臉上突然泛起了一絲笑意．他知道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條明文規定：誰衝擊中央文革成員的家，誰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赤衛隊”抄了他的家，自然就是反革命了，那麼“工總司”衝擊“赤衛隊”就是對反革命的回擊，是合法的。張春橋決定借這一抄家事件來製造更大的動亂，讓現在的市委徹底垮臺，然後自己再回去收拾殘局，既風光又體面。
想畢，張春橋馬上往家裡打電話，接電話的是他女兒，張春橋先是問抄家是怎麼回事，他的女兒說：“‘赤衛隊’並沒有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