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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湖南《三湘都市報》報道，湖南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從1996年開始，透過給回扣與當地派出所一些人勾結“收容”外來人員，並向每個被收容的人員收取500—800元遣送費後放人，據統計，從1996年到2002年11月，漣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錢的手段，已經從一萬多名農民身上獲取現金320萬元
有人說：孫志剛到天堂去了，天堂裡不需要暫住證。綜觀那些收容悲劇，除了執法者在執法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人性之惡外，其實就是一張小小的暫住證把這些人送進了災獄之門。
暫住證，一個價值5元錢在當時，5元錢是辦理暫住證的規定費用，而在有些地方，一個暫住證的收費卻在幾十元甚至幾百元，相關部門藉機大搞“創收”。後來隨著收容遣送制度的改革，辦理暫住證不再收取費用。的小本本，除了每年交納5元管理費之外，其他時間基本都處於閒置狀態，但還必須每天隨身攜帶，它是每一個身在外地的人的“護身符”。而暫住證同時又是人們心裡的一個痛，許多“外地人”都在感受著暫住證帶給他們的歧視、恐懼和無奈。暫住證制度在執行中出現的種種怪狀，令多少人一提暫住證心裡就直打哆嗦。
追本溯源，暫住證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產物。在中國，收容遣送源於1951年。當時這項制度的物件主要是針對國民黨散兵遊勇、妓女、社會無業遊民等人，政府透過組織其勞動改造，轉化為從業人員予以安置；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3年自然災害，大量災民擁入城市，收容救濟災民成為其一項主要任務；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流動人口的劇增，開始出現大量“逃避計劃生育、乞討為生、逃婚、逃學、逃債”的無業遊民，針對新的情況，1982年，國務院釋出《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也就是從這個《辦法》開始，收容的救濟福利性就不再成為其惟一的目的，除了救濟、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之外，還要擔負起“維護城市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的重任。
第二部分 第96節：法為（3）
1991年，國務院釋出了《關於收容遣送工作改革問題的意見》，將收容遣送物件擴大到“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無穩定經濟來源”的“三無”人員。而在執行中，“三無”往往變成“無身份證、無暫住證、無務工證”的“三無”人員。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隨著城市化的加快，大量農村人口湧向城市，附加在收容遣送制度上的治安管理功能增強，暴力、毆打等情況大量發生。加之在1996年收容審查制度1996年以前，中國社會治安使用最多的是收容審查制度。收容審查針對有輕微犯罪行為的人，主要有流竄作案、結夥作案、多次作案三類。公安機關一時無法取證，又不敢放掉這些人，按照有罪推定的原則，公安機關可以進行收容審查，然後證明是否犯罪。1996年修改刑事訴訟法後，放鬆了偵查、逮捕的條件，同時廢止了收容審查制度。作為刑事偵察中的強制措施退出歷史舞臺後，產生了管理上的真空，很多地方的公安機關開始利用收容遣送制度來解決管理真空。漸漸地，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收容遣送制度從一種福利救濟制度變異為一種管理制度，甚至得到了法規的默許，以至於為這種制度的濫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維護治安，保護公共利益，實現國家權益，不得不承認收容遣送制度在制定的當初有其合理性。可是當它演變成治安管理制度時，情況就有所失控。“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的強制目的和權力的被濫用，讓收容遣送逐漸淪為罪惡滋生的溫床。同時從法律角度上來說，收容遣送制度也陷入了困境。在收容遣送制度的規定中，有不少是用來限制被收容人員的人身自由的。而《憲法》規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害；同時在2000年7月實行的《立法法》也明確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來規定。顯然，行政法規不得同憲法和法律相牴觸，地方性法規和規章都不得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牴觸。沒有國家大法依據的收容遣送制度，也顯得不“合法”了。
一項制度的形成是漫長的，而一項制度的變革總是和一些極端的事件聯絡在一起。2003年5月14日，“孫志剛案”發生後的40多天，3位法學博士以中國公民的名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書，建議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而直接引發他們遞交這份公民建議書的動因，就是孫志剛命喪廣州收容救治站事件。隨後，5位法學專家也同樣以中國公民的名義，聯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