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中國

第2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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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的思想是來自許多方面的大混合：曾國藩為人處世應以道德目的來衡量的見解，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解釋，衛理公會慣常參加儀式的基督徒的虔誠，從日本、俄國、美國以及軸心國家方面來的影響，都被放進他那保守的民族主義框架之內。這些內容大部分出現在他於1943　年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原書用中文寫成，不是給外國人閱讀的。該書為慶祝1943　年英、美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出版，後來成為自由中國青年學習“黨義”課的必讀教材。它把中國的民族恥辱和其他現代弊端幾乎完全歸罪於不平等條約。通商口岸造成了哀鴻遍野、證券市場人心惶惶、妻離子散、自私、吸毒、唯利是圖的實用主義、中國人的自暴自棄和奴性十足的照抄西方方式。除出版此書想以重振道德來激勵民族復興外，蔣又於1943　年印出一本限於官方閱讀的《中國經濟理論》。在這本書裡，他從古代哲學家那裡找出了國家控制經濟生活的依據。書中反對西方自由企業，要求實行反馬克思主義的儒家極權主義。它對中國工業化的指導方針是建設一個有強大國防力量的國家，而不是謀求人民大眾的福利。具體地說，蔣聲稱西方經濟理論不適用於中國，因此他要引述先賢的遺訓，重建中國的傳統經濟。這就為他的一些非西方的思想敞開了大門，例如，他認為中國的土地和勞力是生產因素，但資本不是。蔣提出要把中國的農民都徵召到集體農場裡，在那裡他們一面種田，一面還要當兵。如果人民大眾都是亦農亦兵，中國就會強盛。總的說來，蔣抨擊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傳統，認為那是提倡政府不去幹預人民的經濟生活。他相信中國的政府不僅應該安排人民的生活，而且還應該控制和限制他們的需求，從而把“仁”和“義”結合起來。

復活儒家思想的最積極的推動者是陳立夫。陳的叔父是蔣的恩人，他本人是蔣最忠誠的政治組織者。陳立夫曾在匹茲堡礦業學院學習過。他和他哥哥陳果夫兩人專管黨的人事工作，陳果夫是培養文官的中央政治大學的校長。陳氏兄弟領導了控制國民黨右翼的“CC”派。一般地說，陳立夫提倡把西方技術同儒家的社會準則結合起來，“儒家思想的精神是調整我國文化以適應現代要求的手段”。他主張把儒家著名學者的篇言系統地整理出來，解釋給人民。“儒家思想不屬於任何特定的階級”，它實際上是和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相一致的。蔣及其親信的這些想法，對中國思想毫無貢獻，但因為這些是國民黨當權者的想法，所以才顯得重要。有現代思想的中國人無法從他們那種雜亂無章的復古返祖思想中找到什麼方案，以解決使中國適應現代生活這一根本問題。

由此引起的學生知識界對南京政府10　年統治的不滿，可從共產黨能夠佔領現代文藝陣地這一點看出來。例如，20　年代魯迅被迫離開北京，並對廣州國民黨人悲觀失望。他終於贊同中國共產黨所追求的目標，儘管他從未成為一名黨員。1930　年他在上海協助成立左翼作家聯盟，它的廣泛活動標誌著共產黨在文藝界開始佔據優勢。

現代作家從20　年代的主觀自我表現上升到嚴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情況，可拿丁玲作為例子來加以說明。她早期的作品透露出了獲得解放的女性內心深處的感受，從而獲得盛名和臭名。可是她的丈夫被槍斃了，她自己被國民黨監禁了起來。費維凱（Yitsi　Feuerwerker　）說，文學是丁對周圍“所見恐怖景象的反應”；正如五四運動整個一代人所認為的那樣，寫作是“對他們那個時代不能解決問題的回答”。但是在30　年代，“由於全面發動的革命似乎是惟一的出路”，文學就日益從屬於政治活動了。於是革命把文學當作一項工具而不是把它當作藝術。具有特殊意義的是，丁玲堅持認為“不管怎樣來指導文學創作，作品總是透過個人寫出來的”（但在1958　年，她的私生活被道德上持純正觀點者置罵，並因其“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而被開除出共產黨）。同時，儘管南京政府不能底得文人的擁護，中國經濟發展的漫長過程正在開始起步了。

走向工業化

交通運輸。華中和華南的主要交通手段是古老的水系，這使長江仍為中國的生命線。舊中國不能在這些水路上保衛自己，因此中國的開放是從英美輪船侵佔沿海和長江沿岸的帆船運輸而開始的。外國人根據條約獲得的內河航行權，曾使英商（如怡和洋行）在一個時期幾乎壟斷了中國的現代水運商業。甚至到了1936　年，中國沿海和內河輪船噸位還有2　/　5　在英國旗幟之下。中國船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