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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滿族官員認識到這是自殺性的輕率之舉。華南各省的中國官員立即宣告這是一次國內的叛亂,並非北京所宣稱的排外運動。靠這一虛構的說法,清廷又延長了10 年壽命,雖然它受到辛丑條約和庚子賠款的進一步屈辱。但列強異乎尋常地沒有要求或支援真正的改革。它們只是再度運用它們的影響,來維護儘管腐朽但使它們有利可圖的現狀。
慈禧太后逃到西部各省“巡幸”後,於1902 年初回奕北京。她表示自己對義和團動亂負全部責任,並宣佈一個新政綱領。在此後的10 年裡,清廷企圖實施1898 年著名百日維新時期提出的許多新政,但已為時太晚。歷史把他們拋在後面。他們勉強的改革努力所產生的惟一後果,只是為革命準備了條件。
清廷傾預的領導似乎只能把朝廷引向傾覆。這個過程之顯然不可避免,很可以從它的教育改革計劃看出來。這種改革終於恰好破壞了原有的秩序。
1905年廢除了由來已久的科舉制度,這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當局滿懷希望地提出了辦新學堂和改變教學內容的計劃,以代替科舉制度,雖然經費和師資都感到不足。北京和各省都派了留學生出國,主要是去日本。開始制定了一個模仿日本的小學教育體制。在許多中心城市辦起了高等學校。到1911 年,據說已有5。7 萬所學校,160萬名學生(學齡青年總數共約6500萬人)。在高等教育方面,正式成立了京師大學堂,把19 世紀60 年代所設的同文館合併進去。1911 年的統計數字表明,中國約有別為名留學生在美國,約400名在歐洲。但在這時期,日本是訓練中國現代人材的主要場所。在20 世紀頭10 年,特別是在1905 年日本大勝俄國之後,每年有1 萬乃至1。5 萬名中國學生到日本去受現代教育。中國下一代人的上層領導,很多來自這群留日學生。但中國政府認為,這10 年開創教育事業的唯一結果是在中國造就了一批具有激進思想的學生。學生的危險思想所由產生的原因,在於他們學識不多而愛國熱情頗高,在國內外均未找到有人能給他們提供祖國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造的詳細規劃。他們許多人回國後被任命擔負官職。其他一些人成為地方當局引以為榮的新高等學府的教師。有相當一部分回國學生秘密參加了革命運動。
清廷屈服於要求改革的壓力,接受了憲政思想,而這種思想在30 年前的日本,早由它的寡頭獨裁政府積極實行了。1905 年後派遣出國的憲政考察團很快就抄襲了日本的憲法。1906年政府各部改組時建立了內閣制。1906年改組了省級政府之後又在1908年公佈了一批大綱,宣告在九年預備期之後就成立完全的立憲政府。當時有人提出設立各省諳議會和中央資政院,但他們認為那應該是純屬諮詢性的。當它們在1909年開會時,它們就自然成為鼓吹變革的中心,併產生出新的省級領導人物,這些人既受過古訓,又往往把他們的高貴身份同商業活動結合一起而成為“紳商”——企業家、維新派和新型政客,把忠於他們本省看作救國的第一步。
清廷的許多改革工作充其量只是紙上談兵。關於建立海軍和西方式的法制問題,更是如此,因為兩者同中國的方式大相徑庭。按照辛丑條約修改關稅稅則的工作,因列強間難以取得一致意見而受到阻撓。幣制改革也沒有什麼進展。這些工作中最出色的,也許就是在一名得力官員袁世凱領導下訓練出來的一支新軍。他仿照曾國藩和李鴻章的先例,實際上成了個人統率的一個軍事組織的首腦,其中官佐對他就像對國家那樣忠誠。新民族主義。20 世紀頭10 年,由以前幾十年帝國主義侵略行為所激起的愛國主義覺醒,不過是當時正在出現的許多社會變革過程之一。通商口岸的興起,連同輪船、火車、電報、報紙和雜誌以及18 腸年由赫德主持成立的大清郵政局,使中國政治生活中識字的人大為增加。教育正在推廣,文盲減少了。當地的公民原來往往由基督徒領導,現在卻支援維新運動的主張,反對吸鴉片、纏足、蓄嬸、賣淫、賭博以及其他弊端。城市化生活以及孔孟之道的逐漸喪失威信,削弱了舊社會的“三綱”,因為一旦清朝皇帝是否有權統治成為問題,青年人對老年人以及婦女對於男子的服從也同樣成為問題了。默默無聞的大眾所悄悄地進行的婦女解放這一偉大的革命運動開始有了聲勢。青年人帶頭反對美國1905 年的排華法(排斥“東方”移民),以及因1908 年的一次事件而反對日本,這時商人們起來響應,進行了抵制美貨和日貨的運動。
士紳階級的情況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