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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抑或是面對已經群情激憤的人們，是值得商榷的。在事情發生後不久的今天看，毛的個人領導才能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性原因。但同時，當我們回顧歷史時，無疑地會看到廣泛的社會因素總會以某種方式尋求爆發這一規律。
1976 年10 月中央委員會在粉碎“四人幫”後第一個步驟是譴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災難。最終“四人幫”和1971 年死去的副統帥林彪被公開審判（1980 年11 月一1981 年1 月）。這次審判公佈了他們的諸多罪行。但這已難減少來自公眾的批評和對竟允許出現這樣的罪行的體制的幻滅情緒。
毛的繼承者面臨的問題是重建黨，恢復它的良好信譽，至少顯示它勝任領導這個國家，為此目的，它應超越自己併為過去負責任。在大的自然災難過後，皇帝通常要釋出罪己沼，申斥自己引起自然混亂的錯誤行為。假如中國共產黨想重新獲得尊重，它似應承認毛時代的錯誤。第一步幾十萬人得到甄別，他們或從監獄中被釋放，或死後恢復名譽。特別是劉少奇——當時國家的領導人和僅次於毛的第二號人物，在1969 年因病得不到治療而去世，也在1980 年5 月得到平反沼雪。最重要的是對毛本人的重新評價。作為中國革命的列寧和斯大林，不能簡單化地對他一味譴責。毛的個人錯誤應同仍是人民中國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區別開來。黨內對此進行了長期爭論。1981 年6 月27 日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的以來黨的若干問題的決議》 審慎地作了總結。
遠勝於美國政黨競選的陳詞濫調，這份檔案承認中國共產黨對過去應承擔道德責任，像中國歷史上官方所做的一樣。它坦率要要求人民信任新的領導。在這份檔案的第20 部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論述中，它宣稱“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足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援過的
二、上過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千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在杜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
（ 21 ）
三、一九七五年，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援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但是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
毛澤東同志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域性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
（ 24 ）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
一、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幕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
二、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日益凌駕於常中央之上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
（後面引述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觀點）
這份檔案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把毛的錯誤歸於過去。一方面它像大多懺悔錄一樣為自己辨解，一方面它重新確立以列寧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專制地位，如同古代中國獨裁政府統治大眾一樣。當鄧小平在“實踐是檢驗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