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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惟一標準”的務實口號下掌了權，毛的繼任者華國鋒（他的像看上去酷似毛）地位日漸降低。中央委員會內仍存在派別，但是偉大舵手的按班在集中制基礎上已和平地完成。
知識精英的重構。舊中國主要的行政管理人員是由在儒教經典考試中選撥出來的。士人在這一古代制度下，透過漫長艱難的應考準備，汲取了正統思想。1949 年後過去士人的現代繼承者就是幹部，他們是頭腦灌輸了毛澤東思想的政治積極分子。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能適應這一形勢。自從1850 年至今一個世紀，士紳階級日益壯大，分流為記者、作家、藝術家、科學家、教授、企業家和革命家。新型知識分子——通常意義上的熱情的愛國者，很少在思想意識上服膺於官方。的確，國民黨的垮臺部分原因是由於它很少做思想意識工作。中國共產黨因為許多原因重視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強調“紅”多於“專”，最終導致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遭受衝擊。這是從平等主義立場上對傳統教育的精英主義的否定，因而削弱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能力，雖然毛去世後中國又恢復了教育體制。毛主義者面臨的問題是城市中等家庭的——白領和在家庭裡受過傳統教育薰陶的專業人士的孩子較工農出身的孩子學習成績好。與此同時因為學生們在革命運動中日益頻繁地公開串連，幹部子弟在學校政治活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來自真正工農兵家庭的孩子很少成為政治精英或學術精英。為了消滅自古就有的腦體差別，給工農兵家庭的學生更多的機會，國家採取了許多措施，如開展半工半讀、開辦夜校、減少小學、中學的時間——從美國式教育的12 年減至蘇聯式的10 年，縮編課本，降低標準，要求中學畢業生在上大學前參加二年實踐工作，以階級背景、政治表現和學習成績三方面標準錄取大學新生，以及取消考試而代之以推薦上大學的方法。
但是以平等的模式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 “革命接班人”的背後存在一個明顯的事實：受過教育的雙親自然會在中文和學業上給自己的孩子啟蒙。校園的政治活動並未給中國現代化需要的科學和技術奠定堅實的基礎，它需要專門人才。這一點也為中國共產黨自身所證明的。1966年後，中國共產黨擴大了2 倍，人數增至3800 萬。一大批幾乎未受教育和受過很少教育的政治積極分子掌了權，這些人更易犯官僚主義錯誤。他們更樂意“政治掛帥”，因為如此他們才上臺。在以平等口氣談論把工農兵家庭的孩子培養成學者背後，“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基本狀況是文化水平低的黨的積極分子掌握了大學教育。
1977 年毛後的領導轉變了方針。為了現代化，國家重視專甚於紅，重新建立為國選撥人才的傳統制度。考試製度重新確立，每年近百萬的考生為進入上千所大學競爭。重要的研究所重新恢復，以使有才能的人迅速得到發展。社會科學院從科學院獨立而來。社會學和其他一度取消的學科被恢復。數以萬計的專業人員被派往國外（這令人想起晚清時期派學者到日本學習），主要學習科學技術。同時，數以千計的學術和工業代表團訪問國外學術機構和公司。中國放棄了毛主義的自力更生政策，開始從國外引進技術的計劃。
1980 年大學改革開始。改革的方向是減少黨的控制，其中某些方法是把教職工選人黨的領導機構。當然，同工廠負責工人生活一樣，大學作為教育機構要負責學生生活的各個方面——住在有周牆的校園裡、憑飯票就餐、醫療、有組織的運動會、業餘生活和政治學習、娛樂和批准旅遊，以及透過集體間的批評提高道德情操。每個學生求學期間在自己的班級生活、學習和取得進步。按照教育部嚴格的規定，教師在錄用、薪水和提升方面，仍在黨的監督和控制下。在這一原則下，1980 年改革力圖打破終身“鐵飯碗”。在短暫的試用期後聘用，讓教職工透過討論、協商甚或投票選舉他們的行政領導。然後，團體的凝聚力仍然很強：教授的孩子有時可繼承父母的住房；研究所的成員大都從自己的畢業生中選取；教師人數膨脹至極低效率的程度——學生與教師的比例為3 ： 1 。當蘇珊娜？ 佩拍談及“中國大學的基本觀念是自給的社會主義團體”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C 卜中國大學是有中國特色的蘇聯辦學模式，美國的發明如學分和獎學金不可能被借鑑。因此，既得利益和團體凝聚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如以往一樣是精英教育。1982 年上百萬的大學生只佔中國人口的1‰。
現代化：漫長艱難的路
馬克思列寧主義使中國共產黨掌了權，但是，並未指導中共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