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與中國

第39部分 (第2/4頁)

育。教育應簡化：減少書本知識，把它同生產工作和實際技能結合起來。

重新喚起集體主義精神。應當發動貧下中農重新產生集體主義精神：“農業學大寨”——山西一個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模範生產大隊。

無產階級文化。在藝術和學術方面，開始用一種新的政治說教方法代替以往頗少受革命影響的舊文化。

1963　一1965　年提出的這些以及類似的主題，結果就成為第二次大革命的藍圖。但是，這些主題還必須從“二次降臨”的千禧年年時代（這就是在群眾中以及在黨內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階級鬥爭）、有組織的信仰和狂熱中取得其打擊力量。毛澤東的感召力和他內心的幻想，是這次大規模舉動的重要催化劑想克服的弊病並不是社會關係或客觀條件的產物，是人們品格中的汙點。正如本傑明？　施瓦茨所說的，在毛澤東主義的思想領域裡，‘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已經被變成兩種類似無孔不人的流體那樣的東西，一種是有害的，另一種是有益的，它們能夠到處滲人。無產階級的真理並非來自任何一個集團乃至組織，而是來自毛澤東思想。”

1935　年後毛擔任領導的30　年間所獲得的成就之大，足以使哪怕是頭腦最清醒的人也產生偏見。中國政界的任期是沒有限制的，因此中國政界首腦的地位就常常使掌權者以他就是“中國”這種形象自居，而這種形象事實上也正是鐵板一塊般的權力結構所要求的。我們可以想象，毛的背後有上百個過去的“天子”在跟他耳語，由於他那好戰的鬥爭作風使他一再取得勝利，聽取那種耳語就成了他的習慣。總之，他那不容置疑的地位肯定了他的思想和動機的正確性。毛澤東個人的優越地位是合乎他所領導的運動本身的種種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他也帶頭提出並權衡黨的可供抉擇的政策方案，例如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的重工業和輕工業、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中央和地方等等的關係。然而在選擇政策的範圍內，他一再成為徹底實行左傾路線的主角，反對黨內管理人員和經濟開發人員的慎重意見，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空想主義巨人。毛稱之為修正主義的問題產生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有太多的黨員已對毛澤東處理中國問題的那種浪漫主義的、勢如雷霆的方式喪失了信心。黨內有經驗的官員如劉少奇和總書記鄧小平，反對毛派的盲目信仰、狂熱和力求純正的癖好，因為這些只會妨礙經濟的好轉。當這些官員仔細考慮實際問題時，他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簡直邁不開步子。理查德？　鮑姆指出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其後文化大革命之間的對比：前者採用在黨的控制下經過精心挑選的工作組織，後者則採用群眾自己搞起來的組織；前者是從上而下的改革運動，以地方幹部為物件，後者是從下而上的革命，以黨的主要領導人為物件。總之，到了1965　年，毛已經準備要指控他那些最密切的同僚在搞“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他對黨感到失望，已經求助於軍隊。

使軍隊重新政治化。相當於黨政官僚機構的武裝部隊，是1955　年2　月成立蘇聯式的職業軍官團後出現的。軍銜和制服、不同等級的工資待遇、許多規章制度和新成立的軍事院校，都削弱了官兵間的同志關係。懲罰代替了說服教育。職業軍官不滿政委制，並攻擊“政治掛帥”。他們反對人民解放軍的雙重領導傳統，贊成蘇聯統一指揮的原則。結果是部隊裡的黨委會數目日減，直到1960年有1/3的連隊沒有黨委會。黨員人數也減少了。

但是，在1959　年9　月國防部長彭德懷因批評大躍進並同蘇聯人有接觸而被免職以後，接替他的林彪將軍是同毛密切合作的。一聲令下，部隊裡就招進了25　萬名新黨員，連隊的黨委會也重新建立起來了。釋出了新的軍事手冊和規章制度，反對不分青紅皂白地照搬外國的即蘇聯的方法。部隊裡解決“紅與專”問題的辦法是恢復被蘇聯模式所削弱了的政治機構，使之更遍佈各個部隊。這時部隊各級下至連隊和班，黨員都有自己單獨的組織，並且處於領導地位。思想灌輸和進行監視是這種制度結構的部分任務。例如，典型的做法是一個有九名戰士的班分成三組，每組三人。組內的三人互相負責，組長可能是同黨有關係的。在戰鬥與外出時，他們互相監視。思想灌輸工作把解釋時事的權威意見講給戰士們聽。所有這些措施維持了部隊計程車氣。不那麼重視官階軍銜了，體罰、罵人的事也較少了。部隊裡直到連級的政治軍官發揮了這套制度的作用，防止了志同道合的異端分子形成集團。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這個制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