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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胡佛一直不願冒險採取的強硬立場，或者象格魯在致新總統的信中所說的那樣，“逐步體面地但從長遠來說也許不是效果更小地撤退，容許我們的條約權利遭到廢棄，開放的門戶被關閉，我們的既得經濟利益遭到破壞”。到一九三○年，美國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還不到二億美元，而每年向日本的出口額接近二億美元，美國從經濟上說有充分理由奉行這種方針。
一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致力於開拓中國市場，因此，要撤出中國，對羅斯福來說在感情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想象的。而格魯提出的方案被採納為新政府的遠東政策的指導原則，他的方案是：“雖不咄咄逼人但堅定不移地堅持並不斷堅持維護我們在世界這一地區的合法權益。”它包括鼓勵中國作為一支打擊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這個方針需要赫爾早日拒絕蔣介石要美國擔任調停人的建議。當有人建議美國帶頭提議對日本實行武器禁運時，國務卿也不準備扮演“國聯的賢明顧問”的角色。羅斯福認為制裁將導致戰爭，他並不比他的前任更想做這種危機四伏的事情。次年，當大使威廉·布利特建議奉行西奧多·羅斯福的“龐大海軍”政策，並說“我們說話應該溫和，但建造軍艦應三倍於它”的時候，總統對布利特表明，不可選擇使用武力。
日本退出國聯和日本帝國海軍擴建軍艦的預算迅速增加，預示著海軍軍備限制的告終，以及旨在維護太平洋地區現狀的華盛頓條約體系將隨之崩潰。格魯大使報告說，日本軍方現在把美國視為主要敵人，“因為美國阻礙他們進行民族擴張”。這是一個明確的告誡：華盛頓鼓勵中國堅決拒絕承認滿洲國的政策，最後會逼得日本要麼屈服，要麼在大陸逐步發動一場全面戰爭，以徹底解決爭端。
波托馬克戰略
這種警告促使華盛頓對桔色作戰計劃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這項計劃已經多次修改，以便考慮削減海軍撥款。現在，由於太平洋艦隊強行穿越重洋所需要的時間太長，這項計劃幾乎已經不可能實行了。陸軍力量不足，還不到十萬人，而且沒有現代化的飛機和坦克。海軍也沒有達到條約規定的人數，缺員三萬人。由於要節約維修開支，艦隊只能全速行駛四個小時。為了開始建造二十六艘新戰艦，羅斯福挪用了國家復興計劃的二十五萬美元——一名義上說是為了使造船廠有活可幹。這樣一筆經費，是不能使美因同日本計劃在十年內建造的一百五十艘新戰艦相匹敵的，但是，一九三四年的裁軍會議（溫斯頓·丘吉爾諷刺它是“一出莊嚴而拖延時間的笑劇”）的失敗，使國會議員們大為驚恐，從而透過一項法案，批准建造一百艘軍艦和一千架飛機，這是美國海軍力量達到條約規定限額所必不可少的。
總統面臨“職業和平主義分子”在公眾中掀起的風暴，他們指責總統進行新的海軍軍備競賽。總統卻擔心，美國海軍即使按計劃加強力量，也將不得不放棄菲律賓。一九三四年四月，東京外務省採取了不祥的行動，發表一項強硬抗議，反對向中國提供“技術和經濟援助”。美國亞洲艦隊司令和菲律賓駐軍總司令隨後提出一項絕密報告，警告說：日本的海上和空中力量的”驚人增長，已經使美國的現有力量保不住馬尼拉灣和科雷吉多爾”。這樣徹底承認美國的太平洋防禦計劃是欺人之談，是在國會透過讓菲律賓一九四六年獨立的泰丁斯一麥克達非法案之前僅一個月。這項放棄美國在遠東主要基地的法案，是孤立主義情緒的產物，它破壞了國務院的對華政策，毀了桔色作戰計劃的信譽。儘管如此，桔色作戰計劃仍然是美國軍事戰略的基石，因為雖然海軍計劃人員強烈主張把艦隊撇到夏威夷去保衛東太平洋，但沒有別的可取的方案。
“波托馬克戰略”固有的這種謬誤，一直支配著華盛頓的海陸軍將領們的思想，直到炸彈落到珍珠港和菲律賓，才被徹底炸燬。到一九三五年秋季，這種危險已經變得十分明顯。海上列強的代表將在英國舉行會議，討論華盛頓和倫敦海軍限制條約於次年到期後該怎麼辦。若不能把日本帝國海軍的力量繼續限制在原來的限額內，遠東就會形成事實上的“日本統治下的和平”，因此英美代表團拒絕同意日本提出的力量均等的要求。由於希特勒的德國已經騙取英國支援它實施一項建造戰列艦和潛艇的計劃，海軍大將岡田啟介的日本新年閣，在海軍的壓力下充分意識到，它的政治存亡，取決於山本五十六能否從倫敦帶回一項同意讓日本建立一支同英美勢均力敵的艦隊的協議。日本的頑固立場，使會議無效地開了幾個月後不歡而散。隨後，日本廢除了華盛頓海軍條約，加速建造新戰列艦，從而打亂了太平洋地區的穩定所仰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