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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作為這次會議的恰當的代號，希望這個詞所比喻的古希臘田園牧歌式的靜謐，將能成為他們聯合指揮協調一致的象徵。可是事與願違，雖然總統和首相非常一致，共謀同盟國的利益，他們的軍事指揮官卻不是這樣。海軍上將金同“歐洲第一”戰略——“彩虹5號”計劃——的制訂者斯塔克不一樣，金不是一個親英派。他對這個新盟國傲慢而過分聰明的外交手腕懷有成見，這個成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形成的，當時他擔任大西洋艦隊司令亨利·梅奧的參謀長，有機會親自觀察英國如何施展外交手腕，梅奧本人也是極其不喜歡和不信任英國人的。金既然正在採取行動加強對美國海軍的控制，他就決心不讓英國發號施令，以免降低太平洋戰區的地位。這位海軍上將認為，打贏日本主要依靠海軍作戰。陸軍同樣抱有偏見，覺得打敗希特勒最終需要一場地面戰役，自然而然地贊成重視大西洋戰區。雖然陸、海軍雙方都感覺到，它們的新盟國希望美國扶持搖搖欲墜的英帝國，海軍對於部署力量支援英帝國受到威脅的海外殖民地卻比陸軍反感得多。馬歇爾將軍後來也承認，“我們方面的反英情緒太強烈了，實在有些過分。我們的人民總是在提防著英國佬背信棄義。”
當丘吉爾在白宮二樓掛上旅行地圖，開闢一間通訊室，建立起英帝國的臨時司令部的時候，美國的參謀長們最初的這種敵對情緒並沒有緩和下來。
丘吉爾住在東北角的一套房間，隔壁就是總統和他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的住房。當討論重大的問題來制訂同盟國的戰略時，首相可以就近同總統親密往來。丘吉爾享有一種獨特的有利條件，他喜好交際，把他的戰時內閣團結得象一家人，而金和馬歇爾的性格冷若冰霜，不喜歡白宮的交際，他們同總統當然就有隔閡。
這樣的安排非常適合英國人。丘吉爾來華盛頓的時候，帶來了一份精心準備的情況介紹，他在介紹中支援繼續執行“歐洲第一”戰略，要求美國恢復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中斷了的、根據租借法提供的武器援助。首相相信，他同總統面對面的會談，能使他奠定“進行戰爭的主要戰略基礎”，讓雙方參謀長另行開會解決具體問題。英國議事日程上的第一道議題是，丘吉爾決心說服羅斯福同意同盟國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將德國軍隊趕出北非，從側面答覆斯大林提出的出兵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要求。
在阿卡迪亞會議開幕式上，丘吉爾首相就象前一天晚上在宴會上雄辯地介紹了英國的雄偉戰略，從而說服總統同意他的觀點那樣，試圖爭取美國的軍事首腦們也支援他的觀點，他們在傾聽的時候難以掩蓋內心的不悅。在充滿歡樂氣氛的深夜討論中，首相和總統一致同意打敗德國應比對日作戰更重要。現在丘吉爾回顧了在北非向隆美爾發動大規模進攻的所謂“體育家計劃”，只要美國軍隊在北愛爾蘭駐防，騰出那裡的英國部隊，這項計劃是有可能實現的。美國轟炸機將參加對第三帝國工業腹地的襲擊，同盟國剩餘的人力物力將可用來保衛遠東，因為同盟國在遠東“處於守勢”。他解釋說，這意味著新加坡要堅守六個月，以便控制馬來屏障，不讓日本得到荷屬東印度的石油資源，這樣就可以贏得時間，使增援部隊到達馬來亞和緬甸，保衛中國國民黨人的陸上供應線。
美國總統顯然已經接受了英國的戰略方案，這使他的軍事顧問們感到沮喪。美國的參謀長們不象英國的戰時內閣那樣團結，他們沒有準備好去反駁這位首相的有力陳述，但是他的地中海戰略顯露著“帝國主義的”鋒芒，迫使馬歇爾將軍提出保留意見。這次會議結束之後，他立即要求約瑟夫·史迪威少將準備好“說明我們不應執行‘體育家計劃’的六十五條理由”，他同艾伯特·魏德邁將軍一樣，認為這位英國人對他們的總司令的影響太大了。“英國佬有頭，我們只有小尾巴，”史迪威發牢騷了，擔心“事態正迫使我們執行建議不善、考慮不周的計劃”。
英國的地中海戰略是替換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計劃，馬歇爾將軍決心不讓美國承擔執行這項戰略計劃的義務。而英國人擔心，美國軍事領導人將會屈服於輿論界要求集中力量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強大壓力，然而，這種擔心在聖誕夜一掃而光。當天，盟國聯合參謀長會議在聯邦儲備大樓召開的一系列會議的首次會議上，英國人欣慰地聽取斯塔克海軍上將重申美國的立場：“我們的觀點不變：德國仍然是主要敵人，打敗它是勝利的關鍵。一旦德國被打敗，義大利就會跟著垮臺，日本勢必被打敗。”在保證繼續執行“歐洲第一”戰略問題上達成的籠統協議，為確定各種應優先考慮的軍事行動這個更容易引起爭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