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行員--勇敢的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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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離開後，日本在意識形態上又成為一個封閉的島國。德川制定出一項輝煌的計劃，要把永久的和平帶到這片神的土地上。他重新規範了日本的社會秩序，宣佈設立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武士階級處於最上層。德川確定他的公僕都是高尚誠實的武士將領。他們無私的領導贏得了人民的忠心。日本社會開始崇尚武士道精神，這一精神的顯著之處在於對居統治地位的武士階級要絕對服從。天將降罪於那些不立即服從命令的凡夫俗子。德川的律條很明確：“如果普通人對武士階級有失禮行為，將被就地斬首。”

德川幕府重新規範日本社會的遠見卓識帶來了“德川盛世”——在德川家族統治的250多年間，日本沒有爆發任何戰爭。兩個半世紀當中，日本沒有建立陸軍和海軍，因為對於日本來說擁有這種大規模的軍事力量是不必要的。德川的統治體系確保了在日本國內外不會發生衝突。這是一段非凡的和平時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動盪不安，像日本這樣的安定和平對他們來說是難以想象的。

日本今天許多聞名於世的傳統藝術就是在“德川盛世”時期興起的。然而，日本人為了這前所未有的穩定卻放棄了所有的個人自由。有成千上萬條規則規定了對個人禮節的要求。“法律規定了從農奴到天皇每個人應穿的服裝，其中對服裝的大小，款式和顏色以及針腳的顏色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日本人可以在市場上買什麼，可以建什麼樣的房子，見到誰必須鞠躬，小孩子們可以玩什麼樣的娃娃，可以到哪裡旅行——法律對日本人生活中的最微小的細節都一一作出規定。”

日本成為了世界上法制最嚴格的社會。生活對於日本人來說不是獨立的行動，也不是標新立異，每個人都應正確認識自己在社會中的“合適位置”。日本人的思維模式根深蒂固。日本比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講究得體的行為舉止。這樣一來，即使眾多的人口住在一個擁擠的小島上，也並沒有衝突發生，可這也導致日本成為一個依賴已知規則和上級命令的民族。

在1850年，日本有3100萬人口，而美國當時的人口只有2300萬。那個時候並沒有人意識到東京（那時稱江戶）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城市，東京的人口超過了100萬。同一時期，華盛頓特區的人口只有3。5萬，那裡的街道上隨處可見到處亂跑的雞和豬。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國家，有將近7％的人口在城市居住，而歐洲卻只有2％的人口在城市生活。從各項指標來看，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世界最高，交通系統遍佈全國，擁有國家市場體系，“許多莊嚴宏偉的城堡，其中有不少在規模上都超過了歐洲中世紀所建的最大城堡”，“那些城堡矗立在鄉間，成為權利的象徵”。

1851年6月，美國第十三任總統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美國海軍軍官會晤，探討在太平洋擴張的問題。在那之前，米勒德·菲爾莫爾總統就瞭解到海軍上尉莫里所說的海上路線問題。那條舊金山—火奴魯魯—無人島—上海的路線可以帶給美國很多好處，但是菲爾莫爾對此卻有他在政治方面的擔憂，因為美國當時正在集中解決歐洲帝國的事務。此外，美國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人們對太平洋貿易的優越性還不是很熱心。

然而，那些雄心勃勃的海軍官員們給菲爾莫爾總統找到了一個政治上的掩護，這樣一來就有理由建立那條途經日本的汽船航線了。那是一份官方報告，這份報告足以讓那些喋喋不休的閒聊之輩也感到義憤填膺。它為行政部門提供了把軍事力量直接擴張到無人島和日本的藉口。報告的題目是《日本帝國相關文獻》，詳細描述了日本人是怎樣以“殘忍野蠻的方式”對待美國那些船隻失事的捕鯨人的。一名海軍上校向總統菲爾莫爾打保票，說道，“這件事一定會激起美國人的憤慨。”他對菲爾莫爾說，“我們是從有利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在日本附近建立燃料庫，為我們的汽船提供煤的補給，而且我們還有很充足的理由同日本幹上一仗。”

有很充足的理由幹上一仗。國會對莫里建議的反應比較緩慢，但是，當總統釋出了《日本帝國相關文獻》報告後，國會也開始不安起來，於是呼籲對此事進行一次調查。事實上，日本對那些捕鯨人實行的是保護性監禁，他們被釋放時並沒受到傷害，可一些事實卻惹惱了文明的美國參議員。

報告中寫道，日本軍官對被監禁的捕鯨人說耶穌是“日本的魔鬼”。更有甚者，當一名捕鯨人向獄卒要一本基督聖經時，獄卒竟然生氣地說：“你在日本不要談論《聖經》，那不是本好書。”讓參議員們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