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改變中國 王海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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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歷西方多年、具有世界眼光的軍人。而這正是清政府的官僚們最為欠缺的。兩軍較量首先是軍事將領的較量，與陸奧宗光的眼光和水平相比，清軍中的官僚顯然不在一個檔次。

日軍中既然有這樣的人物，加上中國戰敗，清政府在《馬關條約》中割地賠款，已成為不可挽回的局勢。

事實上，陸奧宗光背後的伊藤博文才是李鴻章的真正對手。前面說過，甲午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是李和伊藤的對決。

在對李鴻章弄墨描繪之後，還有必要說一下伊藤博文，這個直接打碎洋務運動成果的明治時期的能臣。伊藤博文（1841…1909），比李鴻章年輕，卻又處在同樣的時代。明治天皇時期，他長期擔任內閣總理大臣，堪稱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的操盤手。伊藤博文如何一步步成為對華戰略的操盤者，後面我們將給予更多的篇幅介紹，此時，我們需要記住的是，在《馬關條約》的談判中，他是李鴻章無法逾越的障礙。

而《馬關條約》簽訂，則標誌著洋務運動的失敗，併成為中國人進行反思的轉折點。

當戰敗訊息傳來，體制內的官員和體制邊緣的知識分子們，接連向朝廷上奏陳情。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在此後走上歷史的前臺。

一時之間，反思成為輿論的主流。一般來說，反思表現為對過去的否定，甲午戰敗後，洋務運動成為躲不過去的反思物件。

洋務運動熱熱鬧鬧地搞了30年，從物質成就上說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它所引進的堅船利炮，在明治維新中誕生的戰艦面前黯然失色。最終換來的竟然是整個民族向日本的屈膝投降和割地賠款。

在這樣的現實與輿論之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就此成為歷史名詞。洋務運動——作為一項重大的經濟改革舉措，客觀上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改革本身是順應歷史要求的，並極可能成為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不幸的是，這項改革生不逢時，處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