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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忠堯說，製造和購買器材的工件前後花了整整兩年時間。1948年冬季，我結束了前中央研究院所委託的購買簡單的核物理實驗裝置的任務，按原來預計即可回國。但那時國內局勢劇變，中國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戰局的變化很大，感到不如待局勢平定之後，回國參加和平建設。再則，那時核物理是戰爭中崛起的新學科，個人對於加速器上的實驗亦沒有經驗，因此決定在美國再留些時間，多學些必要的實驗技術，以備隨時回國。十餘年前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攻博士學位，有不少師友，因此與他們相商，在加州理工學院短期從事研究工作。這時，加州理工學院有兩臺中等大小的靜電加速器，具備研究核反應所需要的重粒子和β譜儀，正適合我們初學者作借鑑。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的開洛輻射實驗室工作了近兩年。一日三餐十分省儉，工作時間常達16小時以上。在將主要精力用於定製裝置的同時，我也抓緊時間在宇宙線及質子、α核反應等方面開展了一些科研工作，終因精力有限，收效不大。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著出國後搞研究的大好機會不用，卻把時間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勸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幹什麼白白地耗費自己的時間精力呢？”如今我回首往事，固然仍為那幾年失去了搞科研的寶貴機會而惋惜，但更為自己的確把精力用在了對祖國科學發展有益的事情上而自慰！一個人幹什麼事情，都應該首先對國家有用。
第5節：第一章 蔣介石派出去了八個人（5）
利用1949年至1950年初中美之間尚未斷絕的通航時期，趙忠堯在一家輪船公司辦理了託運手續，想把那批花了幾年心血定製的加速器部件及實驗器材運回國內。趙忠堯並不知道，美國聯邦調查局其實早已盯上了他，他們找到船上，開啟他的三十多個木箱仔細查驗，又去加州理工學院反覆盤問。多虧幾位教授作證，核實他本人和這些器材並非敏感戰略物資，才算是放了一馬。
但是，太平洋的風浪其實最不太平，趙忠堯的回國旅途真可謂一波三折。1950年8月29日，他和錢學森夫婦等一起登上美國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同船的還有傅鷹、鄧稼先、塗光熾、莊逢甘等近百名留美學者。正要啟航時，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錢學森八百多公斤的書籍和筆記本被扣下來，錢學森本人也被說成是毛的間諜被關到特米那島上——在那裡，看守人員夜晚每隔十分鐘就開一次電燈，使錢學森無法休息。趙忠堯也受到了盤查，幾十箱東西全被開啟。幸好他早在一個月前就已將其中的重要資料和器材託人帶回中國了，其餘的零部件他又拆散了，隨意裝箱，也查不出什麼來。船放行後，在海上顛簸數日，眼看就要到達祖國了，但誰也沒想到，船經日本橫濱時，他同另外兩名中國學者沈善炯和羅時鈞突然遭到了駐日美軍的扣留。
羅時鈞說，9月12日早晨，船上廣播要求我們調整床位。帶上行李到了指定房間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拿著名單警告說，你們看這船上有一百多箇中國人，有哈佛的，麻省理工的，為什麼偏偏找加州理工的？錢學森，你們都知道的吧。接著就強迫我們到廁所脫了衣服，把我們隨身行李中的實驗記錄等重要東西全部扣留。美國人還威脅我們說，要麼回美國去，或者去臺灣，要麼就在日本坐牢。我們沒有選擇前兩個，就被關進東京下野曾經囚禁日本戰犯的巢鴨監獄，剃成光頭，身上灑上六六六粉，還都一一編了號，吃了不少苦頭。
巢鴨監獄有一個叫做中國犯人部的地方，這裡關的都是中國人。牢房共11層，中間空著，便於監視。趙忠堯和沈善炯分別被關押在第二層，羅時鈞則關在他們對面。他們在監獄裡經過時曾看到了日本戰犯，衝著他們喊支那、支那。三個中國人心裡非常憤恨，因為這些二戰戰犯都已經被判了刑，但人家可以打球娛樂，他們卻不行。
金蔭昌說，我和唐冀雪帶著我們6歲多的兒子也一道回國。船到日本橫濱時是一個早晨，沒靠碼頭，但停在離岸不遠的地方。當時我們剛醒來，聽見人聲嘈雜，說是趙忠堯、沈善炯和羅時鈞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隨船追蹤的人帶到船下一個小艇，不知駛向哪裡去了。
趙忠堯和沈善炯、羅時鈞被關起來後，起初也不審問，每天早晨只給他們指定一個地方，可以出來走走，三個人也可以談話。平時下午也有放風的時間，三個人就在這些時間裡考慮對策。後來他們慢慢知道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已經進入朝鮮，中國這時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成了敵人。以後在關押趙忠堯的屋子裡，還關了一個小偷進去。趙忠堯以前學過英文、德文和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