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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地方）也到大理西邊買馬，轉手賣到橫山寨。民間往來貿易也多，大理刀、細氈、犀皮甲、麝香、牛黃、長鳴雞等貨物都賣到內地。大理寶刀又稱“雲南刀”，吹毛即斷，最受歡迎。大理刀的鍛造工藝當和東南亞的馬來刀（古代世界最鋒利的三種刀，大馬士革刀、馬來刀、日本刀）有相近之處。
1115年以後，大理與內地不僅貿易頻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間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觀音得、董六斤黑、張般若師等，“率以三字為名，凡二十三人”到橫山賣馬，《桂海虞衡志》上記載了他們購物回去的情況，需要《文選五臣注》、《五經廣注》、《春秋後語》、《三史加註》、《都大本草廣注》、《五藏論》、《大般若十六會序》，以及《初學記》、《張孟押韻》、《切韻玉篇》、《集聖歷》、《百家書》各類；並需瓷器、琉璃壺和“紫檀、甘草、石決明、並泉石、密陀繒、香蛤、海蛤”等藥物。他們在給當地官府的文書中附有詩句說：“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一文書上還說：“古文有曰：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慮相契”；這些賣馬人文化如此，可見當時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寧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經，得1465部，置五華樓。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臨關，遠征大理，大理國王段祥興派大將高禾出戰，高禾在九河戰死，南宋派使節到大理憑弔。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紀》說：“宋興，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語言、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陣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為，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這一概說，簡要而確切地說明了西南邊疆的大理與內地的密切關係。
這種全方位的交往，縮小了兩地的文化差異，為元代的統一創造了條件。
宋代經濟發達，但由於其施政方針“重文輕武”，使得一直軍力積弱，北方鄰國如遼、金、西夏，都敢於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對宋友好，雙方從無戰爭。
大理國與宋朝
大理國建立時，中土正逢五代十國的亂世，宋朝建立後，968年，大理致書宋廷，要求通好；此時宋朝北方未定，無力顧及西南，此事也就沒了下文。儘管宋朝與大理國的關係，由於宋太祖“不暇遠略”的方針而有所疏離，大理國仍然一直向宋朝稱臣。
大理國第5個皇帝段素順碰上趙匡胤南征，趙匡胤有鑑於唐時用兵南詔的慘敗，以玉斧（一種文具）在地圖上一劃，以大渡河為界，說“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國得以保全。這就是有名的“宋揮玉斧”，與之相對的“元跨革囊”則指的是大理國的滅亡了。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職業軍人出身的趙匡胤並非不想擴張，而是不能，客觀環境制約著他的野心。這正如木芹先生所說：“宋未嘗欲絕雲南，唯宋王朝積弱，無力完成全國大一統的局面。加之其戰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謂‘北有大敵，不暇遠略’，其勢力沒有也不能越過大渡河。”把“宋揮玉斧”解釋為“從此放棄大渡河以西的國土”的誤解，一直成了一種偏見，最明顯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國傳》列入“外國傳”中，而且記述不得要領，通篇只不過560多字。
大理國與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層聯絡，一是民間來往。上層聯絡時斷時續，民間來往則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將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慶賀。宋太宗時，大理要求內附，宋朝冊封大理國王為“雲南八國都王”。982年，宋太宗詔黎州“造大船於大渡河，以濟西南蠻之朝貢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為“檢校太保、歸德大將軍、依歸忠順王”；995年辛恰顯出使雲南，著有《至道雲南錄》。
大理國第11個皇帝段思廉時，儂智高叛亂，欲在兩廣建立大南國，兵敗逃入雲南，降於大理國，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頭，大理斬其頭送邕州知事蕭立注。1074年楊佐到大理買馬，歸著《雲南買馬記》。
第12帝段廉義在熙寧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貢宋朝廷，獻金裝碧玫山、氈、剡、刀劍、犀皮甲、鞍轡。
宋崇寧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連奉表朝貢宋帝，求取經典書籍，得到六十九家，藥書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嚴（又名段和譽）是個有所作為的君主，雖然後理國時期大理國君只是個擺設，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