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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這一概說，簡要而確切地說明了西南邊疆的大理與內地的密切關係。
這種全方位的交往，縮小了兩地的文化差異，為元代的統一創造了條件。
宋代經濟發達，但由於其施政方針“重文輕武”，使得一直軍力積弱，北方鄰國如遼、金、西夏，都敢於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對宋友好，雙方從無戰爭。
大理國與宋朝
大理國建立時，中土正逢五代十國的亂世，宋朝建立後，968年，大理致書宋廷，要求通好；此時宋朝北方未定，無力顧及西南，此事也就沒了下文。儘管宋朝與大理國的關係，由於宋太祖“不暇遠略”的方針而有所疏離，大理國仍然一直向宋朝稱臣。
大理國第5個皇帝段素順碰上趙匡胤南征，趙匡胤有鑑於唐時用兵南詔的慘敗，以玉斧（一種文具）在地圖上一劃，以大渡河為界，說“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國得以保全。這就是有名的“宋揮玉斧”，與之相對的“元跨革囊”則指的是大理國的滅亡了。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職業軍人出身的趙匡胤並非不想擴張，而是不能，客觀環境制約著他的野心。這正如木芹先生所說：“宋未嘗欲絕雲南，唯宋王朝積弱，無力完成全國大一統的局面。加之其戰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謂‘北有大敵，不暇遠略’，其勢力沒有也不能越過大渡河。”把“宋揮玉斧”解釋為“從此放棄大渡河以西的國土”的誤解，一直成了一種偏見，最明顯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國傳》列入“外國傳”中，而且記述不得要領，通篇只不過560多字。
大理國與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層聯絡，一是民間來往。上層聯絡時斷時續，民間來往則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將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慶賀。宋太宗時，大理要求內附，宋朝冊封大理國王為“雲南八國都王”。982年，宋太宗詔黎州“造大船於大渡河，以濟西南蠻之朝貢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為“檢校太保、歸德大將軍、依歸忠順王”；995年辛恰顯出使雲南，著有《至道雲南錄》。
大理國第11個皇帝段思廉時，儂智高叛亂，欲在兩廣建立大南國，兵敗逃入雲南，降於大理國，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頭，大理斬其頭送邕州知事蕭立注。1074年楊佐到大理買馬，歸著《雲南買馬記》。
第12帝段廉義在熙寧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貢宋朝廷，獻金裝碧玫山、氈、剡、刀劍、犀皮甲、鞍轡。
宋崇寧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連奉表朝貢宋帝，求取經典書籍，得到六十九家，藥書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嚴（又名段和譽）是個有所作為的君主，雖然後理國時期大理國君只是個擺設，但外交方面還是得國君出面的；他明白與宋朝建立友好關係是立國之本，特別重視加強與宋朝的聯絡，他在位時大理和宋朝的往來最多，從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楊苛樣、李伯樣向宋廷貢馬三百匹，獻麝香、牛黃、細氈、碧玫山等物，還派幻戲樂人（魔術師）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禮遇，冊封他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大理與宋朝的聯絡增多。作為小國，大理極力和宋朝修好，屢次遣使請求宋朝加封為藩屬，也就是甘願做宋朝的屬國，但宋朝一直不願意答應；經過大理歷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終於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為藩屬。由於交通不便，段和譽派使臣到宋京開封進貢稱臣已經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於金之後，段和譽仍舊痴心不改的繼續向南宋朝廷進貢，並且要求進一步加強藩屬關係。可是目光短淺的南宋朝廷一直對大理國是存有偏見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來。因此，整個南宋時期，大理國與宋朝的邊境貿易雖仍興盛，但政治往來卻遠不如北宋時期，以至於後來興起的蒙古鐵騎可以對兩國各個擊破。
如上所述，上層外交方面，大理國不時派使節向宋朝進貢，一直表示臣服。至於民間交往則一直不絕如縷，這種交往是經濟、文化全方位的展開。
宋朝與北方的金國以及後來的蒙古相抗而缺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後，宋朝年年向大理購買戰馬，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在邕州橫山寨設定提舉司，置市馬場，買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後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羅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貴州、廣西、雲南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