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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不是同一兇手。”
每次開會，顧菲菲咄咄逼人的勁頭，總是把氣氛弄得很尷尬，好在大家慢慢習慣了她的個性，知道她只是說話衝，人品還不錯，便不和她計較。
“我說幾句吧，我覺得顧法醫說得對，各種可能性都還是存在的。”胡局長打著圓場適時接過話來說，“從目前的案情看，兩起案件是同一兇手所為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接下來我們仍舊繼續最初併案調查的決定，繼續深入挖掘兩名被害人之間的關係”
胡智國滔滔不絕地做著指示，葉曦皺著眉頭呆呆出神，好像並未聽進去他的話。
葉曦的表現沒能逃過韓印的眼睛：從開會的情形看，葉曦有自己的保留意見，只是目前沒有足夠證據支援她去反駁。
事實也正如韓印所見。
胡局長和付長林以及組裡的部分老警員，都是當年‘1·18碎屍案’專案組成員，多年來他們心裡從未放棄對該案的惦念，付長林甚至主動要求提前從刑警隊長的位置退下來調到分局積案組，就是希望在自己警察生涯結束之前能讓案子有個了斷。而隨著年初“1·4碎屍案”橫空出世，他們當然要把握時機竭力要求重啟“1·18碎屍案”，將兩起案件併案調查。
而作為新生代刑警的葉曦則有自己的判斷，在她心裡其實更傾向於模仿作案。首先，當年“1·18碎屍案”在本地轟動一時，其案件細節也被公眾所熟知，如果現在有人想刻意使用相同的碎屍手段，以及採取相同的地點拋屍是完全做得到的。其次，如果是同一兇手兩次殺人，他實在沒有必要選擇在同一地點拋屍。如果非要找出個理由的話，恐怕只能以心理變態來解釋。可若是真的心理變態，他能忍到十幾年後才第二次作案嗎？所以在葉曦看來，當下最應該做的就是集中警力專注在“1·4碎屍案”上。無論從理智的角度，還是從警察的職業道德上講，都不能拿“1·4碎屍案”被害人做賭注去滿足個人的私人情感。
但是葉曦的理由並沒能說服付長林和胡智國，而對兇手行為更深入的解讀，還需要專業人士來做，無奈之下她只好頂著得罪老領導、得罪頂頭上司的壓力，請示局裡“一把手”，把省廳優秀的法醫團隊和犯罪心理方面的專家韓印請來，就是想得到一個更為客觀準確的判斷。當然她至今未對韓印表露實情，因為她不想讓韓印牽涉到他們的內部紛爭中，也不希望韓印有任何的思想包袱。
葉曦的請求最終得到了高層的批准，這倒不是因為她受寵，是領匯出於對大局的考慮。功利些說，“1·18碎屍案”雖然影響甚大，雖然每每被提起，J市公安系統的人都會覺得臉紅氣短，但那畢竟是歷史，負面影響已經消化得差不多了。而“1·4碎屍案”屬於現在時，如果這件案子因為偵破方向選錯，再拖個三年五載，那J市的警察還有臉幹嗎？
葉曦的想法目前雖然都實現了，但由此也與胡智國和付長林等人產生了深深的隔閡，連帶著他們對韓印也是敵意重重，韓印知道自己接下來的工作將會舉步維艱散會之後，在韓印的要求下，葉曦驅車載他去了“1·4碎屍案”被害人王莉的工作單位。
王莉，離婚多年，現單身獨居，1月1日凌晨與公司同事泡吧時失蹤。王莉在一家小貿易公司做會計，公司加上老闆總共八個人。正好大家都在，葉曦把他們召集到一起，由韓印集中問話。
韓印首先還是詢問當晚的情形，可能先前被問詢過多遍，幾個員工顯得很不耐煩，七嘴八舌，牢騷滿腹。
“警察同志讓說就說說唄，哪來那麼多牢騷。”老闆顯得頗識大體，訓斥手下幾句然後說，“還是我來說吧。那天公司做成一筆大生意，我挺高興的，又趕上元旦前夜，於是晚上請大夥兒聚了聚。公司的人包括王莉全去了，在新界口那兒一家新開的火鍋店吃的火鍋。吃過飯我又請他們去KTV唱了會兒歌，從KTV出來這幫人起鬨非要去泡吧，於是便又去了對面一間酒吧。1點左右，王莉說胃有點難受要先回去，本來我想送她，她偏不用，說別掃了大家的興。後來過了40多分鐘，我估摸著她回到家了，就給她打手機，但是手機關機了，打家裡座機也沒人接，一直到第二天上午還沒有她的訊息，我估計出事了，便報了警。”
老闆說完，韓印盯著眾人打量片刻，突然道：“據你們所知，王莉有沒有男朋友或者情人？”
聽到這種八卦提問，幾個員工頓時精神起來，但是互相對看之後，又都謹慎起來，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不清楚，只有老闆比較實在，說沒有。
韓印意味深長地笑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