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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不是同一兇手。”
每次開會,顧菲菲咄咄逼人的勁頭,總是把氣氛弄得很尷尬,好在大家慢慢習慣了她的個性,知道她只是說話衝,人品還不錯,便不和她計較。
“我說幾句吧,我覺得顧法醫說得對,各種可能性都還是存在的。”胡局長打著圓場適時接過話來說,“從目前的案情看,兩起案件是同一兇手所為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接下來我們仍舊繼續最初併案調查的決定,繼續深入挖掘兩名被害人之間的關係”
胡智國滔滔不絕地做著指示,葉曦皺著眉頭呆呆出神,好像並未聽進去他的話。
葉曦的表現沒能逃過韓印的眼睛:從開會的情形看,葉曦有自己的保留意見,只是目前沒有足夠證據支援她去反駁。
事實也正如韓印所見。
胡局長和付長林以及組裡的部分老警員,都是當年‘1·18碎屍案’專案組成員,多年來他們心裡從未放棄對該案的惦念,付長林甚至主動要求提前從刑警隊長的位置退下來調到分局積案組,就是希望在自己警察生涯結束之前能讓案子有個了斷。而隨著年初“1·4碎屍案”橫空出世,他們當然要把握時機竭力要求重啟“1·18碎屍案”,將兩起案件併案調查。
而作為新生代刑警的葉曦則有自己的判斷,在她心裡其實更傾向於模仿作案。首先,當年“1·18碎屍案”在本地轟動一時,其案件細節也被公眾所熟知,如果現在有人想刻意使用相同的碎屍手段,以及採取相同的地點拋屍是完全做得到的。其次,如果是同一兇手兩次殺人,他實在沒有必要選擇在同一地點拋屍。如果非要找出個理由的話,恐怕只能以心理變態來解釋。可若是真的心理變態,他能忍到十幾年後才第二次作案嗎?所以在葉曦看來,當下最應該做的就是集中警力專注在“1·4碎屍案”上。無論從理智的角度,還是從警察的職業道德上講,都不能拿“1·4碎屍案”被害人做賭注去滿足個人的私人情感。
但是葉曦的理由並沒能說服付長林和胡智國,而對兇手行為更深入的解讀,還需要專業人士來做,無奈之下她只好頂著得罪老領導、得罪頂頭上司的壓力,請示局裡“一把手”,把省廳優秀的法醫團隊和犯罪心理方面的專家韓印請來,就是想得到一個更為客觀準確的判斷。當然她至今未對韓印表露實情,因為她不想讓韓印牽涉到他們的內部紛爭中,也不希望韓印有任何的思想包袱。
葉曦的請求最終得到了高層的批准,這倒不是因為她受寵,是領匯出於對大局的考慮。功利些說,“1·18碎屍案”雖然影響甚大,雖然每每被提起,J市公安系統的人都會覺得臉紅氣短,但那畢竟是歷史,負面影響已經消化得差不多了。而“1·4碎屍案”屬於現在時,如果這件案子因為偵破方向選錯,再拖個三年五載,那J市的警察還有臉幹嗎?
葉曦的想法目前雖然都實現了,但由此也與胡智國和付長林等人產生了深深的隔閡,連帶著他們對韓印也是敵意重重,韓印知道自己接下來的工作將會舉步維艱散會之後,在韓印的要求下,葉曦驅車載他去了“1·4碎屍案”被害人王莉的工作單位。
王莉,離婚多年,現單身獨居,1月1日凌晨與公司同事泡吧時失蹤。王莉在一家小貿易公司做會計,公司加上老闆總共八個人。正好大家都在,葉曦把他們召集到一起,由韓印集中問話。
韓印首先還是詢問當晚的情形,可能先前被問詢過多遍,幾個員工顯得很不耐煩,七嘴八舌,牢騷滿腹。
“警察同志讓說就說說唄,哪來那麼多牢騷。”老闆顯得頗識大體,訓斥手下幾句然後說,“還是我來說吧。那天公司做成一筆大生意,我挺高興的,又趕上元旦前夜,於是晚上請大夥兒聚了聚。公司的人包括王莉全去了,在新界口那兒一家新開的火鍋店吃的火鍋。吃過飯我又請他們去KTV唱了會兒歌,從KTV出來這幫人起鬨非要去泡吧,於是便又去了對面一間酒吧。1點左右,王莉說胃有點難受要先回去,本來我想送她,她偏不用,說別掃了大家的興。後來過了40多分鐘,我估摸著她回到家了,就給她打手機,但是手機關機了,打家裡座機也沒人接,一直到第二天上午還沒有她的訊息,我估計出事了,便報了警。”
老闆說完,韓印盯著眾人打量片刻,突然道:“據你們所知,王莉有沒有男朋友或者情人?”
聽到這種八卦提問,幾個員工頓時精神起來,但是互相對看之後,又都謹慎起來,有的說不知道,有的說不清楚,只有老闆比較實在,說沒有。
韓印意味深長地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