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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小組的指導者。這個小組裡有一個年輕人，他不是北大學生一而是圖書館每月8 元工資的工作人員，名叫毛澤東。
“五四”事件把學生們從課堂引到大街上，有時引到監獄中，常常使教學中輟，教師們不禁愕然。胡適告誡學生們：“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他說：
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阿貓阿殉都能做到．就像一個鵝鵡或者一架留聲機一樣 不研究我們社會的實際需要，只談什麼什麼主義，就像一個醫生只知道些療瘡癬疥，而不研究病人的病症一樣。多麼沒有用啊！
李大釗看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界浪潮就要來到中國，於是回答胡適說：傳播主義就是部分地解決問題。“不管你研究多少問題，只要你不和人民大眾聯絡起來，那些問題就永無解決的希望？ ，？ 我們要一方面研究真正的問題，另一方面傳播真正的主義。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相得益彰。”
在許多熱情的愛國者看來，政治活動比學業更重要。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分子，像《 新青年》 的編輯們那樣，分裂成兩派― 政治革命家和學術上的改良主義者。李大釗和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者。
中國共產黨的奠基的一代人，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只有極少數是工人階級出身的。在另一方面，他們中的多數人至少是讀過中學的，雖然沒有搞學術研究的學者。中國共產黨選拔了不少知識分子到領導層，它的歷史作用是把普通人民帶到政治中去。中共的結構保證了中央領導權，同時由黨組織按照它的利益動員勞動群眾進行階級鬥爭。它的基礎組織是小組，往往還有支部。地區以致中央執行委員會不是選舉而是委派的。最初的組織由一位書記領導，即陳獨秀。另有一個組織部，一個宣傳部。1925 年5 月30 日運動後，中共黨員增長到2 萬人，中央便增設了婦女、工人、農民和軍事等部。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也從3 個人增加到29 人，所以就必須增設一個政治局。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共產國際的組織家幫助中共建造了一個為階級鬥爭而嚴守紀律的組織。同時，列寧關於與東方新興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建立同盟的戰略，導致共產國際希望把國民黨也建成為一個同樣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的政黨。俄國在雙軌上行進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撞車，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以奪取整個政權為目的。俄國人在處理這個難題上時認為：國民黨搞的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因此可以幫助它奪取政權，而中國共產黨可以從內部接管國民黨。這個部署的一個失誤是，中共沒有發展武裝，而蔣介石主持下的黃埔軍校卻從蘇俄取得軍火和訓練的資助。這個戰略的失誤，使得後來國民黨依據民主集中制不讓中共接管，1927 年及其以後的國共分裂中，國民黨軍事力量幾乎把中共全部毀滅。
在20世紀2O 年代的革命中，最令人關注的事是：
革命在公眾中滲透到什麼程度？這時，中學生和為數不多的幾所大專院校的學生人數較以前都多了，許多人都變成政治組織者。商人更加積極愛國，他們抵制外國貨物，捐獻財物。新成立的工會，特別是在外國人的工廠中，在罷工、遊行示威中起著骨於作用。甚至農民也積極響應，加人階級鬥爭，反對地主階級。
這些充分發動起來的公眾，給現代軍隊、行政和收稅官衙以及政治組織提供了大量後備軍。革命的思想常常滲透到各行各業的底層。幹千萬萬青年變成有新的精力和為意識形態理想獻身的積極分子。20 年代中期，充滿著興奮、騷亂、創造和破壞。
歷史學者要描繪這個場景，碰到兩層困難：第一是抽象事物的魔障。1926 年3 月18 日北京學生非武裝示威抗議日本侵略時被軍警開槍打死打傷47 人，下面是革命的新文學領袖魯迅寫的一段悼念他的三名女學生的文章：
“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抖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但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僕。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腳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捧了。”
― 《 紀念劉和珍君》
關於打穿這些姑娘身體的子彈彈道的準確描寫，顯然有魯迅的加工。當時沒有像肯尼迪總統被打死時那樣的屍休剖驗報告。
這類現場的報道只能是個別的，大多數這類事件只能歸入這樣的抽象標題之下：“愛國學生同軍閥政府當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