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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演說辯證唯物論的用意是表示他有理論領導的能力，雖然那講稿比較粗糙。不管怎樣，毛著重講矛盾問題、“對立統一”問題，表現了他的獨創性。當然，這個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有很深的根源。
毛澤東在延安時花在哲學上的工夫，推動了他向“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方向前進了一步。這個事實不僅僅關係到建立一箇中國的民族主義的黨的問題，而且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可以根本上變得適用於中國。這裡有一個政治上的必要條件，就是黨要成為有紀律的組織，黨員都接受黨的路線，黨員都靠得住，能按照給他們的指示辦事。國民黨吃了很厲害的宗派主義的虧。共產黨的組織小些，他們能排除宗派主義而取得成功。中共的成功依靠黨的積極分子的一致性，他們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黨的路線的智慧。路線的正確性一定要用理論原則和實際行動來證明。這件事的完成是逐漸創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稱為“毛主義什的概念，在中國則比較謙虛地稱為“毛澤東思想”。它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則用之於中國的特定情況。毛是怎樣一點一點地把它建立起來的，這是一個極有趣的問題，因此值得我們停下來考察一下。即使用簡短的幾段話來說明一下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也需要相當審慎。現在讓我們看看他是怎樣處理的吧。首先談談名詞這個老問題。
不管是佛教，還是基督教，當它們最初傳到中國時，都碰上個名詞問題，就是先選擇幾個漢字來表達這新概念，又要區別於那幾個漢字原來包含的意義。日本社會主義者在這方面早就做出開拓性的努力。早在毛以前很久，中國人在吸納馬克思主義時，就碰到一些關鍵字眼。例如馬克思用的拼普羅列塔里亞特”這個詞，在西方思想中聯絡著城市生活，特別指19 世紀初期西歐工業化中生活在惡劣條件下的工廠工人。但是中文翻譯則用了“無產階級”幾個字，意思是“沒有財產的階級”，可以指城市的，也可以指農村的極窮苦的人，實際上在中國主要是指後者。這樣，歐洲的普羅列塔里亞特，在中國自然而然地指農村的貧農和無地的僱農。就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使用馬克思主義術語時字音和莫斯科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當他們向中國學生和普通人民傳播時，還是帶著微妙的差異。
還有“封建”這個名詞，原來指的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戰國時期君權分封的局面。和它相對立的是集中的王權下的郡縣，是和土地所有制或耕種者身份無關的地方分權。所以在中國經典著作中這個名詞只涉及到公元前221 年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的政府機構。但是如果將封建主義和中國地主的剝削等同起來，那就要追溯到2000年前了。這樣馬克思為歐洲歷史學家下的定義就不容易應用到中國了。如果說整個中國歷史在公元前221 年後的頭2000年中都是“封建”的，那麼這個名詞就失掉了它的意義，或者是有意濫用了。
“普羅列塔里亞特”和“封建”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常用名詞而已，但是用在中國，顯然要另外做出解釋來。
除了外國名詞的中國化問題外，中國人生活的經濟基礎主要在農村，也必然賦予中國革命一種不同於蘇聯的農村性質。農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後因素，是基於文化和歷史驕傲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情緒，那意味著中國不能當別人的尾巴。實際上就是說，中國人民只能接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歷史的自我意識終究會改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形象。在毛澤東看來，可以這樣說，地主階級的統治權（封建主義）已經同城市裡的商人階級（資產階級布林喬亞）的崛起，並同“帝國主義”剝削者的支援攪和在一起。這個形勢可以由建立一箇中央集權的國家當局（社會主義）而解決。換句話說，在宣傳新的世界信仰制度過程中，總有辦法使馬克思主義適合於革命的任務。
不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還是一個兩條戰線的任務，因為中共總要用正統的歐洲語言保持它作為國際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員的資格。譬如早期廣州的國民黨就不能簡單地說它代表資產階級並準備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國民政府不代表布林喬亞資產階級，而是代表多個階級的政府，或代表“四個階級集團”，而無產階級（由中共代表）可以參加其中。毛後來著文說，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是新生的，是中國歷史上不曾存在過的，？ ， 他們是中國古老（封建）社會的孿生子，既相互聯絡，又相互對抗。在這個基礎上，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合理的。這就給中共爭取政權以理論根據。這個話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