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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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惡霸，動員村民用革命手段諳責或用這樣和那樣的辦法清算掉他們。經過這些步驟之後，對所有土地加以評估，對每個農民按富農、中農、或無地的農民分出等次，將土地重新平均分配給他們。如果這樣重新分配沒有爭議了，村積極分子就開始按照黨的領導精神加以訓練。意思就是：只要他們能團結起來，儘自己能力工作，人人都會有更好的發展前途。這個新的團結的領導就是中國共產黨。任何個人都不能做出什麼成績，但是隻要把個人利益貢獻給共產黨代表的公共事業，他們就可以完成重大的事業。這時都會讚揚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就是人人都能暢所欲言，但是黨做出決定後，大家就必須遵守。這一套辦法，如果在美國新英格蘭州的市議會肯定是沒有用的；但是在華北，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只有實行地主或外地官僚的政府統治，所以這種辦法是真正有說服力的。換句話說，“群眾路線”在這裡勾畫得清清楚楚：黨必須到人民中間去發現他們的苦處、不滿和需要，然後由黨提出解決方案，按照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原則，向他們做出說明。這種“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概念，是真正適合中國傳統的一種民主，上層官吏只要真正把心放在當地人民利益上，自然可以按照他們的利益來管理他們。
這樣，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肯定了中共對中國農村群眾的動員，而這樣一來，就給予中共在全中國大多數人民居住的農村（雖然不是城市）以新的權力。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內戰的決定時刻，中共就能夠領導組織起來的民眾，支援武裝鬥爭，來反對國民黨的城市堡壘的優勢力量。
中共的擴張和他們在整個華北甚至長江流域根據地的建設，到1940年發展到一個高峰。日軍沿著鐵路線擴大他們的控制範圍，沿線大約每隔三英里建築一個大型碉堡。他們從這些駐兵點派出部隊侵犯農村。他們的問題可能同後來蘇聯軍隊在阿富汗一樣。空中力量和火炮不如裝甲列車和機槍運用得廣泛。但是日本軍隊好像後來美軍在越南和蘇軍在阿富汗那樣，面對著一個在農村中控制大多數非本國人口的間題。他們在那裡的生存一半依靠偽軍，一半依靠他們自己的優勢火力。用常規的陣地戰是打不敗日本軍隊的，只有用游擊戰法才能消耗他們的實力。日本軍隊對付游擊隊的辦法是擴散他們的據點網路，不斷加強封鎖線，以孤立和切斷游擊隊，把他們餓死。
為了對抗日軍的壓力，中共軍事司令部的高階指揮官彭德懷發動了一次從1940年8 月開始的號稱“百團大戰”的大規模進攻戰役，整個華北的鐵路線都不斷被切斷，碉堡群被粉碎。這是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共的一次主要進攻戰，可能當時延安不太知道。幾星期之後，中共的顯然獲得了極大的勝利。但是日軍後來實行武力報復，增加駐軍人數，實行“三光”政策― “殺光、燒光、搶光”，並且不再區別一般農民還是八路軍，遇到什麼都消滅乾淨。碉堡成乾地增加起來，凡是破壞過的農村都駐上兵。這次屠戮和破壞的目的，是要粉碎中共在華北的整個陣地，孤立起小的地區，接管中共已經建立政權的大部分縣政府。它是一次極大的災難，這以後中共沒有發動同樣的攻擊。
同時，中共在長江地區的擴張，特別是新四軍的擴張，也遭到國民黨軍隊的報復。國共之間本來交涉好新四軍大部分從江南轉移到江北，但是1941 年1 月，指揮部所屬幾千名中共部隊在行軍中遭到埋伏，幾乎全軍覆滅，形成所謂“新四軍事件”。雖然國共雙方都不承認統一戰線已經破裂，因為形式上維持著它對雙方都還有利，但是破裂已成為事實。
這些挫折使延安政權碰上嚴重的危機。國民黨和日軍的封鎖阻斷了差不多全部貿易，通貨猛漲，整個政權不得不壓縮，以求生存下去。延安本來收的農產品稅非常之低，194l 年因天時不利，農作物歉收，政府只徵總量大約10 ％的稅。沒收地主的糧食已經耗盡。惟一的出路是自己動手，力求自給。棉布之類消費品都自己生產。大塊荒地開荒種糧，開發渠道，灌水澆地。糧食增產了，牲畜增多了。總而言之，用盡各種方法大力發展生產的結果使經濟危機終於克服。
與經濟恢復相平行，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最終奠定，部分原因是由於他應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了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毛過去讀的馬克思主義書不多，1936 年到延安以後才有些空閒時間。斯諾訪問毛澤東時看見他很有興趣地研讀著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不久後他就發表了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講話，並寫出了《 實踐論》 和《 矛盾論》 。由於28 個布林什維克的影響還沒有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