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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確認中央控制和領導的必要。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側重這一方面，也可以側重另一方面。正如同《 新民主主義論》 可以做和國民黨搞第二次統一戰線的理論依據，也可以成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理論依據。還有，一個人的階級成分可以根據他的父母和經濟生活確定，也可以根據他本人的思想表現來確定。同樣，人民被視為最終的裁斷者和革命的恩人，但是有些人也可以被貼上不屬於人民的標籤，而定為人民的敵人。這都可以由上級行政來決定。
這一種發展路線的典型，是毛規定矛盾有兩種：即有些矛盾是對抗性的，有些是非對抗性的，也就是可爭論的。這樣，有些矛盾可以使你成為人民的敵人，有些則不然，全看你怎樣理解它。總而言之，它是一種很有韌性的思想結構，好像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受陰陽變幻支配似的。一旦毛控制了它，他就處於領導地位。團結就實現了。
另外一個因素幫助了延安，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國際關係。1943 年俄國人成功地保衛了斯大林格勒；西方同盟國在J 匕非取得勝利；美國海軍開始在太平洋作戰得手；美國部隊已經進人索羅門群島，處在進擊東京的路上。日本人不得不放鬆對華北解放區和邊區的壓力。當19 科年日軍按照預定步驟長驅南下，越過河南進迫長江以南，消滅了國民黨的一些精銳部隊以後，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大戰已進人尾聲。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在1943 一1945 年期間又恢復了擴張，但他們的政策非常審慎，並不急於求成，也不重視表面。當1944年美軍派了觀察小組到延安的時候，看到中共形勢正在上升，準備著戰後同國民黨決一雌雄。這種不可一世的精神可以從1944 年4 月底到6 月中旬舉行的重要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表現出來。會議透過了新的黨章，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主席，賦予他更大的中央權力。“毛澤東思想”被歡呼為全黨的指導方針。
到了這個時候，不管主觀願望如何，美國已成為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於像美國人那樣的局外人來說，“自由中國”代表著現代文明的一個支柱，努力在古老的陳規舊習和邪惡勢力中掙扎圖存，在這中間沒有什麼革命可言。因此美國人覺得他們很令人鼓舞，並於1941年把“自由中國”當做一個同盟者對待。美國的無知和感情用事達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羅斯福總統把國民政府描繪成一個打敗日本後就可以填補東亞地區空白的力量。他從美國空軍人員中召集了一批秘密的僱傭軍，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來到中國幫助蔣介石。這支部隊在美國空軍退役軍官陳納德統領下號稱“飛虎隊”； 不久改頭換面，稱為第十四航空隊，以雲南省會昆明為根據地，出擊攔截日本的航空線。美國的在華傳教士則在背後支援援華救濟會。美國的同情心又活躍起來。史迪威將軍建議，中國新兵如果被帶到印度，吃得好，訓練好，可以成為第一流的戰鬥員。
蔣介石正像當年在上海困難時依靠秘密的青紅幫為幫手那樣，這時又依靠美國的基督教精神和後勤供應了。由於中緬印戰區的喜馬拉雅航線在美國的戰略和供應中處於最不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對國民黨的處境也改善不了多少。當l944 年美國陸軍派出觀察小組到延安時，要想利用華盛頓與重慶間的同盟關係保證國民黨在顯然不可避免的新的內戰中取得勝利，已經為時太晚了。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試了一試。美國海軍緊跟在陸軍之後，也於1942 年派了一個秘密工作隊，同中國的秘密警察勾搭在一起，進行反共特務活動。但是史迪威將軍沒有能夠刃11 練成功國民黨軍隊，帶領他們同日軍有效地作戰。美國想利用“自由中國”作為對日作戰基地的想法，吸引住了它的全部注意力，可是在此同時，卻使它自己疏遠了中國革命。正像沁世紀20 年代俄國策劃的一樣，美國的援助計劃也以失敗告終。外國人插手搞中國革命，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國的捲入是嚴重的時代錯誤造成的。每一個親眼看見過軍閥時代的中國並支援過教會大學的美國人，都曾寄希望於南京政府，把它看做美國理想的一個代表。後來一代見到過共產黨的人，只是極少數。他們在美國簡直沒有任何影響，和一代又一代的美國傳教士比起來，真是微不足道。
這些因素在美國政策的形成中產生了錯綜複雜的影響。外交官員和像史迪威將軍那樣一些曾到過現場的指揮官，對於共產黨運動的決心和力量都是很稱讚的。而國內的選民卻只保留著一個早期的印象，在他們的印象中南京政府似乎已經成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