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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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要依靠好的名聲。中共的力量源泉在於它是一個理想的、無私的、為改善人民大眾生活而努力的組織。對於這樣的領導，批評似乎就是不忠實，因為領導仍然是個人的。對宗派的忠實與否，歸根到底還是對個人忠實與否的問題。這裡有兩個老一套的因素：第一，寫作是極有力的媒介，口頭上對當局說些壞話，影響不大，如果印出來發表，那就嚴重了，因為發表出來後，當局不得不有所行動，以證明是非曲直；第二，似乎人們仍然相信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孔子、孟子和其他哲學家都強調過《　三字經》　中的幾句話，即“人之初，性本善 ”。這就意味著個人變壞是由於引導錯誤或是過於自私，因此人是可以改造過來的。

這些因素構成了1942…1944年間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的基礎。這種運動方成為一種既定模式，此後在在中共歷史上就司空見慣了。凡是接受思想改造運動的個人，首先經過調查，被勸說坦白陳述自己的生活經歷，直到集體認為可以開始對他進行批評為止。在學習組的批評會上，這個人立即被孤立起來，接受其他每個人對他的斥責和警告。這樣就動搖了他的自信心。第二是舉行公開的群眾鬥爭會，這個人被公眾控訴和羞辱，常常受代表公眾的在場者譏諷嘲笑。到了這時，另一種因素開始起作用，即中國人每個人都依靠團體的尊重以及當局的首肯；一個人失掉這些，也就失掉一切。隨著壓力的增加，個人除否定原來的自己之外，別無出路，就只得寫出自己的缺點、錯誤，並表示改正的願望。如果必須對他繼續增加壓力，就把他在監獄裡孤立起來，或者單獨囚禁，或者同其類似的人一樣帶上紙製的手銬關在一起。這種紙製手銬要換壞了，就要受到嚴厲懲處。這樣把他的人性完全否定之後，他就可以進入新生和妥協的最後階段了。他的坦白和檢查都被接受之後，黨會歡迎他歸隊，他自然是非常慶幸，極為喜悅，也就十分樂意接受黨的領導了。

不管這種心理經驗是否會改變人的個性，但一個事實是確定不移的：這是將來人人都想避免的極不偷快的經歷。不管結果如何，反正都要符合黨的路線。我們必須對中國人的個性給予足夠的重視，以免盲目地相信權力萬能或無條件屈從。那些愛站出來發表批評意見的人，常常是頑固不化的人或者是覺得他們有權堅持自己的原則和批判壞人壞事。中共實行大規模的思想改造，並不都意味著中國人個個都是天生的奴性。相反，黨不可能輕易地征服他們的獨立判斷力。在一定意義上，毛澤東在中國應用馬克思主義，採取的是一種貼標籤的辦法。早期的國民黨本來是“四個階級的集團”，但毛在《　新民主主義論》　一文中則把國民黨稱為三個階級的集團。他之所以這樣做，只是簡單地把農民稱作小資產階級，而不把他們算做另一個階級。這樣簡單地改變了標籤，中國革命看起來就與歐洲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取得一致了，而中國以農民為革命基礎的“例外”就得以避免了。這種做法利用了馬克思主義者習慣地認為農民思想意識屬於小資產階級的觀點。而毛澤東覺得這是與他聲稱中國革命武裝鬥爭實際上即農民戰爭是吻合的。

毛澤東歷來注意保持理論和實踐的一致性，所以1　貨舊年初期在延安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一部分就是為了清除“28　個布林什維克”和那些爭奪領導權的對手。不可否認，在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必然，否則就得取消中國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成員的資格。而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番事業，一般說來是很成功的。它還附帶產生一個結果，即使毛成為思想的仲裁者。1943　年以後，在鞏固黨的主席地位同時，他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領導地位。從這以後，“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就提了出來，作為中國革命的基本方針。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太平天國基督教運動的失敗比較起來出色多了。洪秀全自稱是耶穌的兄弟，卻很快變成了西方傳教士的詛咒物。他對那些人根本不理，也真是愚不可及。他使自己成為基督教的叛徒而在國內又成為一個洋毛子顛筱者，在國內外都得到最壞的結果。而毛澤東雖然後來也受到莫斯科的詛咒，但有一個時期卻與共產國際合作，並且當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時候，卻能用正統的語言將它裝飾起來。洪秀全和毛澤東，開始時都對外來的學說有些粗淺知識，後來都擺脫了外來的控制。洪擺脫了傳教士，毛擺脫了共產國際。當然，他們之間的差異大大超過了他們的相似點。

1943　年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他的“群眾路線”主張。正像他的許多理論公式一樣，這一主張是模稜兩可的。它一方面肯定同群眾商童並要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