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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列寧說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一個落後國家可以由共產黨代表的無產階級來領導實行。當毛於1940年在《 新民主主義論》 一文中提出列寧和托洛茨基的這種看法時，他把中共和國民黨可能合作反對日本的第二次統一戰線的基礎，就放在這上面。換句話說，新民主主義允許無產階級的中共在必要時沒有國民黨也可以領導全國。
毛應用他的理論框架，在延安發動了一個整風運動，為後來的群眾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樹立了範例。這是毛已當權後，不僅為了鞏固他的地位，並且為了統一全黨和整頓紀律所做的努力。整風運動雖然是限於黨員範圍，但現在黨員人數已大大增加，紀律不像長征時期那樣嚴整了。這個運動的公開物件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主觀主義”是指那些不能把理論同實際結合起來的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是指近期各種派別之間的矛盾和軍民之間、黨與非黨之間、新老黨員之間不可避免的分歧。“黨八股”是指使用說慣了的行話，而不肯解決實際問題。其他弊病還有日漸形成的官僚主義和行政管理中的例行公事化。反對這些弊病的辦法，部分地可以採取分權的原則，或把幹部調到接近實際問題的農村工作等辦法。即使這樣，幹部人數還是不斷增加。還要加以反對的，是許多從沿海城市來到延安的人們的個人主義。
中共和知識分子發生磨擦有一個重要原因。在孔孟之道時代，學者訓練出來就是從事公務的（“學而優則仕，' ） ，可是為世紀革命的作家們，則將矛頭指向社會的弊端和不軌行為，因為他們是在一個與從事公務背道而馳的階級中成長起來的。總之，傳統的知識分子現在分裂成兩部分，從事公務的和從事公開批評的。現代知識分子，例如魯迅，就守著淨諫的傳統，動輒指向當局的不是之處。
對國民黨進行過批評的偉大批評家魯迅，已於1936 年逝世，於是他的名字就可無所顧忌地被人用來作為典範。因為他的名字在中共的宇宙觀中是如此之重要，我們不能不停頓一下，來估量估量魯迅在歷史上的實際角色。首先，他到1918 年37 歲時才成為一位．卓越的作家。從那時起，到1936年他55 歲逝世後，出版了三大卷小說和雜文集。他樹立了一種文體，最重要的是他成為對中國社會和政治弊端進行毫不妥協的批判和諷刺的典範。這種性格的力量，使他在1930 年後以非黨員的身份與共產黨合作。
魯迅對於中國革命的特殊影響，當然來自他的才能和性格。他有淵博的知識素養，最早受到經典教育，後在南京路礦學堂學習四年，隨後在日本學醫兩年。他很早就對翻譯外國文學以喚醒中國人民發生興趣。從1912 年到1926 年，他以在北京政府的教育部中擔任一個官吏為生。在這個期間他運用淵博的漢學才識發表了五六種關於中國古代故事、唐宋小說的論著，一篇公元三世紀詩文的評註集和其他中國文學、特別是古代小說的論著。此外，他還對觀賞藝術、特別是古代的碑帖和雕刻深感興趣。後來他又提倡把木刻當做宣傳的革命媒介。
魯迅死後，他的事業就由中國共產黨接過來了。他們把他看做文學革命的主要人物和閃耀的明燈。魯迅自然不是歷史上第一個叛道的英雄，他死後被恭維到那樣崇高的地位，是他生前所不能擔當的。他相信文學有改變人們思想的力量，而對於中國社會對待勞苦無告的人那種極端冷漠無情的態度至為痛恨。魯迅一生都深惡痛絕於他的同胞對待別人的態度。他的著名的和有影響的作品，都是由於表現正義感的辛辣而發生強大力量。刃年代初期，他強烈地反對國民黨在上海的反動政策，同左翼方面表示共鳴，於是參加他們共同建立的左翼作家聯盟。一個最鮮明表示他的態度的事實是，在他死後，他的幾個最親近的附和者，竟成為毛澤東主宰文藝的首要打擊物件。
加世紀菊年代初期在延安，中共如何以新的國家權威來統治文藝成為一箇中心間題。各種各樣的中國自由派愛國者都參加到革命中來。他們對國民黨缺點的攻擊態度，自然地導致他們對中共方面出現的各種缺點也加以批封。魯迅是死了，但他的最親近的追隨者，在中共下面繼續發表他們的批評意見。1942 年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兩次講話。他定下一條規矩，文學應當為國家服務，在現在的情況下，就是為革命服務，因此，它應該仿效蘇聯，貫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迴避中共在國民黨時期那樣以暴露陰暗和缺點為能事的做法。
在這個當口上，另一個因素也插入進來，這就是中共政權也像以前的中國政府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