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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之間存在著極其複雜的和內部極不相同的結構。在19 世紀期間，行業公、商會的創立是這種組織系統的主要發展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地方性與行業性公、商會和同一地區中的其他公、商業聯合起來，成立了較大的組織。例如在漢口這種公、商會大量出現的地區已成為醞釀已久的國內發展的重點地區。
自然，整個公、商會機構總是在爭取官方的承認和庇護。實際上它們的福利少不得靠公家的來往關係。許多商人取得士紳地位就是靠“捐買”資格，而不是經過考試。一個城市的主要公、商會組織因世代相襲或者業務關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更大規模的聯合。公、商會聯盟對於經濟政策的影響，例如必要時舉行罷市，作用極大。所有這些使商會幾近於一種市政府，特別是有共同需求的時候，例如太平天國起義（1850一1864 年）時就是這樣。
從這樣的背景不難看出，劫世紀初期紛紛結合起來的中國商會，作為新生事物，是比原已成長起來的商紳市政組織，更前進了一步。這樣，我們就可以斷言，雖說19 世紀卯年代來自西方的衝擊，而使社會日趨動盪不安，但在那以前，國內己有一個私營商業社會組織自然地成長起來。這個趨勢中包括了國家對於從商業方面來的財政收人日加依賴，同時對於商業的限制也就日漸鬆弛。後面放鬆限制這一條，使省級官吏從不斷擴大的地方商業努力中增加了收人。
19 世紀的商業組織已經超出家庭商號範圍之外，真正的合夥制乃至接近股份制的公司，也已紛紛成立。這種商務不得不對中國雜亂的金融制度特別注意，因為每一個地區和每個行業都有它們自己的記帳單位，白銀斤兩重量不同，記帳也大不相同。經濟學家喜歡統計數字，可是在1800年找不到這些。我們能夠找出國內市場發展趨勢的實證，但我們缺乏總的統計數字，來稱量中世紀和現代之間究竟相差多少。
英美商人在通商口岸（自1864 年太平天國起義被撲滅後蓬勃出現）把他們的勢力作為世界市場的臂膀而誇耀，說貿易的發展應歸功於它，那是不足為異的。這種看法和外國人通常把眼光只侷限於他自己對中國繪畫的小圖是同樣的謬誤。但是，事實上19 世紀末期通商口岸商業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太平天國起義前中國已經蓬勃發展起來的商業生活的復興。
舉例說吧，近世紀來對俄羅斯的茶磚貿易是早在宋朝就有的“茶馬互市”的一種繼續。茶葉在東印度公司經海上運來以前，早就是出口給蠻族的主要物產。作為一種屬某些地區的特產併為大家都需要的商品，茶葉有一個時期為政府所壟斷。在帝國時代晚期，中國官吏的自然本能，就是用一種牌照管理制度，確定一些專賣商人替他們去收稅。中國的茶葉專賣商人和新的自由貿易時代的外商當然是格格不人，並且成為外國領事館同中國當地官員之間很多交涉的題材。茶葉的“樣品”同實際收到的批次訂貨，可能大不一致，因此質量的控制是一個主要任務，而這事是由茶葉公會自已掌握。他們的職能就是維持這個行業的標準，保證正常的手續，與西方大亨們“立地致富”的作風恰恰相反。中國政府不插手干預，不保證茶葉在全國範圍的統一標準，結果就讓日本和印度在2O 世紀把中國茶葉從世界市場上擠出去了。但是回顧一下，中國的這一失誤，看來好像是中國經濟生活非集中化的結果，換言之，是商業控制在私營公、商會之手的結果。無論怎樣，在公、商會下面商人組織的成熟發展，並沒有產生向工業生產投資的企業家。恰恰相反，它大概成了歐洲式資本主義的逆反傾向。
工業投資的一個要素，是信貸的方便。中國在這方面雖有所發展，但很有限度。便利於中國國內商業的信貸結構，開始於最低階的當鋪和高利貸者。當鋪老闆和高利貸者有時是同一個人，他只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小量借款。在外國人來到以前，最上層信貸的轉讓以及地區間公款的轉讓，是由錢莊經手，這些錢莊集中於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家族。山西銀行常靠親屬關係在全國設立分號，把款子從一個地方轉給其他地方的分號，為此收取一些匯水。
在上層和低層之間還有幾類大大小小的外國人稱為“地方銀行”的錢莊。小錢莊可以只服務於它們所在地的社群，大的錢莊則常和分佈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銀號有往來。這種連鎖關係，譬如在浙江的寧波或紹興的同鄉之間，很容易建立起來。他們的銀行往來又可從上海伸展到長汀上游或沿海城市，這種城市間的銀行網路隨著商業的成長而擴張。在公開競爭中，當北京沒有發行法定通貨以前，許多銀行可以發行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