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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他的見解”。康有為“能融合各種思想於一爐”和他的“絕妙的自信心”，使他能根據中國當時的各種思潮開出立足於孔盂之道而又適應中國當前需要的處方。這樣他就領頭開啟了一個現代化的突破口。
1895 年中國軍事和技術的落後己變成有目共睹的事實，凡有知識的上層階級人物無一能夠否認。三年一次集中來北京應試的幾千儒生更是人人皆知。李鴻章1895 年4 月17 日在下關（馬關）簽訂和約把臺灣和南滿割讓給日本的訊息傳來，立刻引起轟動。不錯，在俄、法、德三國干涉下，日本不得不放棄南滿，但是，歐洲列強這種干涉的結果還是令中國的恥辱。
康有為領銜簽字、聯合1200多參加科舉最高階考試的儒生，上呈給皇帝一個“萬言書”，這是對國策幾乎完全一致的主張，即使高階官員之間平時也不敢議論的。雖說是激於民族主義的意識，但“萬言書”表現的正義的忿激和崇高的道義原則，反映了手無寸鐵的儒生一旦有機會，可以給當權者的政策多麼強烈的抨擊！“萬言書”要求廢止和議；首都由北京遷移到內地，以便繼續抗戰；實行各項改革以延攬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現代學術，建設國家經濟。
抱著熱切希望的改革專案，多得不可勝數。五十多年來著作家、學者前仆後繼，從鴉片戰爭時的魏源到李鴻章的幾個秘書和顧問都有建議，加這一行列的還有外國傳教士、太平天國人士、去過外國的外交家以及早年香港和上海的中國新聞記者。
改革自然是清朝末期的事，學者們提出的治閏方略涉及政府衙署和大清律例規定的各種事業― 各種稅務，鹽稅，田賦和行政管理機構管理的其他事務。在這些人看來，西方國家以及當時的日本提供了取之不盡的適合中國需要的辦法。他們談論最多的是國會，都認為這是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堅強紐帶；他們同時也懂得了政府實行專利和獎勵制度能夠促進發明創造，修路有助於商業貿易，冶煉可以改善礦業，農業學校可以增加生產，翻譯可以擴大教育― 專案之多，數之不盡。每一名學者都喋喋不休地向掌權者提出長長的單子，開列拯救中國的方案。
但是任何一種改革運動要想在中國得到廣泛的支援，首先必須藉助於外國，改變老一套方法，並在哲學上找到根據。這種根據還得從孔孟之道里去找，因為那仍然是中國統治階級信仰的命根子。這就需要一個為天下服務的大政治家。只有一個內行人、一個後代的聖人，才能完成這個把孔子之道更新起來的思想工作。這就是康有為的偉大貢獻。他善於從中國的古典傳統中找出先例，來適用現在的需要。
康有為首先做的是開展“今文經學”運動。清代學者早己攻擊了宋代理學派所根據的“古文經學”。這個題目錯綜複雜，和基督教關於三位一體和宿命論等一樣。不是任何簡單的結論說得清楚的。今天我們所應知道的是：“今文經學”是西漢定本的，而“古文經學”是東漢時期定本，後來宋朝哲學家綜合成為理學。擯斥古文經學，支援今文經學（今文實際上是更古老的經學），可以使人們脫開理學的枷鎖，重新解釋傳統。
1891 年康有為發表了他著的《 新學偽經考》 。他的結論是“宋代學者所尊崇、闡釋的，絕大部分是偽造的，而不是孔子的書”。這一顆炸彈很有學術價值而且十分可信（雖然當時還不被普遍接受）。1897 年康有為發表了又一部引發一場軒然大波的著作《 孔子改制考）。他說孔子不僅編輯、而且親自撰寫了主要的經典著作，目的是從古代事實中找到制度改革的根據。康又引據今文經典論證三世說，即第一是據亂世，第二是昇平世，第三是太平世即大同時代。世界正進人這一程序的第二時期。實際上這是一種進化的理論。康的思想多半來自魏源和新聞記者王韜，但他獨創一格。這樣他就把進化和進步的思想― 正風行於全世界的思想― 同中國的古典傳統結合起來。
康有為和他最好的學生廣東人梁啟超（1873 一1929 ）實際上都在19 世紀如年代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們已經寫了些書介紹墨守成規的國家如土耳其和印度遭受的厄運以及俄國的彼得大帝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為適者生存而奮鬥的成功故事。總之，激烈的改革派都是急進的民族主義者，但他們仍然希望清王室可以領導中國不致危亡。康在1895 年還寫道：“中國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最高尚的 只因風氣不開，人才缺乏，不得不備受侵略與凌辱 中國危在旦夕 人心惶惶 我們自己如不團結一致，？ 一則嗚呼！我們的神聖種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