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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滿清王朝掌握著官吏任免升遷的特權和國家財政大權的條件之下進行的。
在同一個時期，清王朝的利益和英國在東亞的非正式帝國的利益，被一個很講效率又不麻煩別人的愛爾蘭人赫德聯絡在一起。這個人建立起管理中國對外貿易的帝國海關稅務司。1842 年以後，外國商人享受中國法律管不了的治外法權的特惠。清朝稅務官員看到與其勒令外國人向皇帝交稅，不如跟他們同流合汙、分享利益更合算些。這就使條約規定的關稅成為笑柄，外貿則聽任中外合夥營私舞弊。但是1854 年，上海的外國領事們安插了一批外國檢查員在清朝的稅務司裡。他們認真地估算稅收。根據條約規定，這種制度要擴大到所有條約口岸。在1863 到l908年期間，赫德總稅務司負有估算和彙報全部關稅的責任。他僱用了一批外國職員（大部分是英國人）做這件事。這麼一來，倒使北京有了可靠而且逐年增多的收入，比它自己的官吏更靠得住一些。
赫德是一個個頭不大、文雅的年輕人，頭腦聰敏，有文化敏感。在1854 一1858 年四年間，他在不大熱鬧的寧波任副領事兼翻譯，作為見習生，他學會了中國話和同中國官吏打交道的規矩習慣。後來在英法聯合會透過1858 年被俘留用的倒媚的中國官員管制廣州期間，他被調去擔任該會秘書。1863 年赫德辭去英國官職，到北京任總稅務司，當時赫德剛28 歲，已是一個能接近清朝廷樞府內部的人物。兒皇帝的叔叔、掌握政府實權的恭親王剛30 歲，這兩個年輕的非漢人（雖然來自不同的世界）發現他們自己共同面對著中華帝國的問題。當時英國的公使巴夏禮，是依靠炮艦外交對中國人吹鬍子瞪眼睛的”上海通”洋人的寵兒，也是有名的帝國主義積極分子。赫德跟他不一樣，是一個專心支援中國利益（當然按照他的看法）的人。雖然他是海關稅務司的獨裁者，他卻不忘記自己是清朝的僱員，並且具有曾國藩教導的一切正當行為的品德，首先是在北京最難做到的― 保持緘默。
他自然成為各種各樣外交危機的調解人。例如l864年那個英國“常勝軍”司令戈登，在蘇州接受了八個太平軍指揮官的投降，答應保他們不死，可是他的上司李鴻章很快採取他的通常懲戒措施，將他們斬首了，從而降低了戈登的信譽。這當然是一件很尷尬的事；赫德就分別找到兩方面，奔走說項，既維護了英國的榮譽，又挽回了中國的面子。常勝將軍又回頭幹他的事了。
1864 年5 月11 日，戈登向常州炮轟了一個上午，然後他說，“城裡的乞丐們”一定認為“他這一天的事於完了”，於是下午1 時他發起了進攻。赫德和李鴻章站在山坡上觀看。戈登率領三個小隊衝鋒，他自己還親自帶著一個隊從火力的狹窄空隙穿過。常州陷落，但李鴻章和曾國藩都不許他們的西方盟軍在結束太平天國時佔領和搶掠南京。
從1870 年到1895 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但仍統領他的有現代裝備的淮軍。他按照朝廷諭旨，處理一個又一個外事危機案件― 天津殺害天主教修女案；日本霸佔長期向中國朝貢的沖繩島案；將另一朝貢國朝鮮納人同西方列強締結的條約中，以對抗日本與俄羅斯的領土野心；由於法國佔領另一朝貢國安南（今越南）而引起的長期軍事外交糾紛。最後一案非常混亂，因為不僅李鴻章，還有北京政府和中國駐巴黎的公使都出面參與其事，四屆法國內閣以及法國海軍也都參與其中。最後赫德透過他在倫敦的代理人和巴黎秘密談判，終於在1885 年達成和議。19 世紀80年代，為結束法國侵佔越南與中國作戰的交涉長期拖延不決，有如尼克松與基辛格在20世紀70年代為結束美國對越南的戰爭那樣。不過，在那個規模較小的中法戰爭中，死的人卻少多了。
李鴻章擔任北京事實上的外交大臣這件事，象徵著北京政權的落後性。對外事務依然被看做邊疆事務而不是中央政府的事務。這時仍沒有一個外交部，只有“樞密院”的一個委員會，叫做“總理衙門”，討論一切報到北京來的問題。李鴻章被任命主管對外事務，坐在北京遙控。
李鴻章的外交策略是入叉心年前的老法寶：“以夷制夷”。中國這一個防禦特技，本來是全世界都習以為常的起碼知識，雖然一般說法不是這麼靈巧。例如美國在不侵佔中國領土的同時，口口聲聲講和平與友誼，甚至有困難時還“出面幫忙”，看來是可以利用的“好洋蠻子”。1879 年，當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做世界旅行經過中國時，因為日本強要中國把一個納貢的小國琉球讓給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