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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討論，還有新興的現代小說。梁啟超在日本流亡時出版了幾種雜誌，鼓吹用小說喚醒人民，改變他們的思想。作為拯救中國運動的一部分，梁創作了中國最早的政治小說。上海報紙還辟有專欄或出專刊討論教育、科學以及婦女地位問題。它們發現長篇小說連載能夠增加讀者。城市讀者多了，提倡改革的報紙和革命的報紙也有了“娛樂版”。愛情小說、偵探故事、武俠以及初期的科學小說，都開始吸引城市中產階級讀者。
除了傳播媒介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基督教會於1901 年進人了它的第三個也是最有影響的時期。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和遭受懲罰之前，拳民們本來是朝廷利用來驅趕所有外國人，首先是傳教士的。現在則流傳著許多教徒被殺害的故事，在傳教士中間創造出一種殉教就義的氣氛，而關於義和團受懲處的和約又顯示了誰是勝利者。耶穌會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扮演起日漸活躍的角色。大門終於開啟，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泉湧般進來。那些已經在中國建有據點的當地傳教士更前進一步，例如原來辦普通學校的現在辦起大學來了。沒有被義和團殺死的傳教士成為顯赫人物了。每個省都有他們在工作，傳播西方醫術，特別是外科醫術，吸收女生人中小學，鼓勵禁菸和天足運動，教育青年們怎樣開會、討論，並且以他們在外國的經歷擴大中國人的視野。基督教會在20 世紀初到2D 世紀3O 年代是在中國稱心如意的時期。雖然他們在中國創造了一個相當能幹和有生氣的中國基督教會，但恐怕最後追溯起來時，他們間接的社會影響比起他們傳播基督教來，會顯得更有意義、，
不過，儘管外國活動是一種刺激力，不論消極方面也好（如外國侵略），積極方面也好（如外國知識和制度），中國現代史畢竟是“中國造”的，不是外國造的。20 世紀初期的主要政治特徵是民族主義情緒的興起。雖然這一興起耽誤了很久，但它畢竟是蘊藏在社會及其傳統內部的中國文化意識的產物。它接受了漢化了的滿族王朝，但不能接受通商口岸城市（商埠）中西方事物的存在。由於治國之道的傳統，加上外國的榜樣，“自強”運動起來了，接著是革新運動，再接著是義和團。但是無論是行政官僚，還是急進的學者，都創造不出一套新的秩序來應付中國的需要。在這方面，農民起義者更連試都沒有試過。到了1900年，許多人都洞若觀火：打破舊秩序的惟一途徑就是革命。
自然，革命是要由民族主義加油助燃的。在世界各國紛紛撲在她的身上時，民族主義要解決的就是如何使中國保持住政治實體的問題。但是這種新的民族主義象徵著更多的東西。它準備去迎接外國的挑戰並對之做出反應，這本來是東南亞地區海外經商的華僑自中世紀以來就具有的特點，但他們在偉大的農業官僚帝國中通常變成了少數派。只有國勢衰弱時期，例如以杭州為首都的南宋時代，一面臨海的中國才會認真對待它的海外貿易。其他時候，如元、明、清各朝代，戰略興趣通常總是集中在中亞細亞內陸方面，敵對勢力也總是從那邊來的。但是在20 世紀，首要的威脅無疑來自海外，對付這種威脅的領導力量就從中國沿海地區產生了。所謂海外力量，在現代中國，一部分由通商口岸（商埠）組成，一部分由東南亞和世界各地的華僑社會。17 世紀明亡以後，越南曾接受過中國的難民。大約同時，逞羅以貢米名義向中國南方運銷大米，華僑商人在遙羅的對外貿易中取得了優越地位。後來歐洲人佔有巴達維亞、馬尼拉以及新加坡後，華僑社會飛快地發展起來。特別在東印度群島，華僑變成了荷蘭統治者和廣大的爪畦人民群眾之間的中間人。根據英國的記載，印度支那的鴉片生意非常發達，印度的鴉片大量流人東南亞各地，其中一部分經華僑之手。
中國人散居到美洲新大陸，是在大量移居到東南亞之後。他們立足的方式有所不同，因為在美洲的環境中他們不能成為商人、梢客或像在東南亞那樣做政府的其他助理人員，而大部分限於體力勞動，如幫助修建鐵路或在大陸各地發展洗衣業和餐館業。苦力勞動者在舊金山、溫哥華、古巴甚至美國東岸建立起唐人街。在外國土地上建立起來的這些文化領地，刺激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革命者在他們中間很容易找到經濟和道義上的支援。
到19 世紀末期，所有東南亞口岸的華僑都建立了商會以及他們自己的學校和秘密會社，他們的社會因此而團結得很緊。這樣，在［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孫中山和康有為領導的革命運動得到了海外華僑熱烈的擁護。清政府也開始意識到他們從海外回國之後，不應再砍掉他們的腦袋，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