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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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國以毛個人為最高領袖之後，後來的領導層就不那麼聲威顯赫r　。鄧仍然只是一個副總理，但運用他的長期的經驗，並利用（當然是非正式地）他的資歷與別人合作。經濟學家陳雲的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視。著名的早期領導人、北京市以前的領導者、文化大革命最早的受害者彭真又回到舞臺上來。保守派和改革政策的矛盾，仍然同個人權力鬥爭交織著（改革派有一天將同100　年前建立日本現代國家和經濟的日本元老相比擬）。擺脫了毛澤東的難以預料的濫發脾氣的干擾鄧小平的改革一路順暢。這些改革政策，就像秦始皇暴政之後的漢朝和禍國殃民的隋朝之後的唐朝所採取的改革一樣，受到了人民的歡迎。

中共的政策從階級鬥爭到經濟改革的大轉變，是中國革命手段的（如果不是目的）重大改變。確定鄧小平為中國最高領導者的地位，經過了兩年過渡時期，到1978　年底才實現。究竟在什麼情勢下鄧的改革程式才得以開始的呢？

20世紀70　年代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亦步亦趨地效仿著蘇聯高度集中的極權主義棋式。官僚主義的控制窒息著首創性，但還是有一點進步。因此，鄧在1980　年初期開始的做法，在加快中國財富和實力的增長方面，不能不做得看起來很像1958　一1960年間毛的大躍進那樣。毛（以及鄧）並不是很喜歡造成顴預糊塗的官僚主義的。1　刃8　年所不同的是：鄧現在要走的是一條既要扶持首創精神，又要重建黨和政府的新路子。他意識到中國的進步必須透過一個訓練有素的權力機構進行，而不能繞過它。這是一種比毛的唯意志論更切合實際的看法，但同時也是複雜得多的任務。

第一步改革是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又向外看了，歡迎和外界來往了。1972　年開始的中美邦交正常化，到l979　年1　月完成。鄧小平副總理訪問美國，說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倖存者都不會同美國政客中的搗蛋分子發生糾紛。一萬名左右的中國學術、技術專家來美國學習，美國10　萬旅客帶著美元在中國旅遊。從某些方面看，這有點像老時候的樣子。

鄧的“對外開放”政策認為中國的經濟只有從外國引進更多的技術和資金才能進步。技術轉移成了一個重大目標。同外國公司簽訂合同，裝設新機器，開設新工廠、新生產線、修建旅館以及挖掘煤和石油等，可同時引進資金和技術。

為了多少體察一下2O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來新中國興起的情況，讓我們注意一下幾個方面的發展吧，譬如中國共產黨的重建，它的法統和人事，經濟管理和知識分子問題。

黨的重新建設

鄧小平政體的第一項需要，是重新確立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即用承認自己的錯誤的方式，來確認統治的權力。作為第一步，它給1957　年及其以後劃為“右派分子”的幾十萬人“平反”，並恢復他們的黨籍和職位。劉少奇已於1969　年含冤死去，所以他和其他很多人的平反只能是“追認”。這種“雖然晚些，但總比沒有好”的做法，表現了中國人民對於歷史紀錄的關切。毛是一個問題。作為中國的列寧兼斯大林，僅僅譴責他而不拆掉這座廟堂就太簡單化了。解決的辦法是把毛的一生分為前半生好、後半生壞這麼兩截。大體說來，用中國人的觀點看，對他用“三七”開，即70　％　正確，30　％錯誤，是夠公平的了。“毛澤東思想”，特別是他早期的思想，仍然可以用之於指導未來，尤其是經過精明的辯證法學者的解釋之後。1981　年6　月中共中央全體會議做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承認中央委員會對於集體領導的破壞“負有部分責任”。這使人回憶過去一個皇帝為意外事故頒佈的’‘罪己詔”，以表示他仍在盡他的職責。作為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文化大革命”被揭露出來，認為它是一場重大的災難，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破壞性的。為了提高四個現代化的合理合法性，黨還追溯了19　世紀末期李鴻章的“自強”運動，並稱頌了孫中山。兩者都強調過外國技術和機器的重要性。

為了爭取公眾的信任，黨員必須加以篩選和提高素質。在4000萬黨員中，估計有大學學歷的只佔4　％　，有中學學歷的不過14　％。4000萬在文化大革命中人黨的黨員中，半數雖然有強烈的毛式的群眾思想意識，但幾乎沒有專門業務訓練，甚至識字能力都很低。他們在黨內的主要經驗是攻擊現行體制，而這一套現在己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了。最需要的事，是重新確立黨的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