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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修養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及至復出，為人處事不再鋒芒畢露，日益變得圓融、通達。
曾國藩一生兢兢業業，在自己的道德修養上一刻不敢放鬆，他的人品也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評，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評論曾國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處世的話：
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講求先儒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暴於外；立身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亦在此！
而在曾國藩死後，對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評如潮。曾國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功臣”，兩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當時又曾結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在給兒子的信中對他是這樣評價的：
對於曾國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內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時局大可憂慮，而且在交遊和情誼方面也難無動於衷。我已經致贈費用400金，並撰輓聯一幅說：“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如金，攻錯如石，相期無負平生。”這說的也是實話。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於正直，用情宜於厚道。從前我與曾國藩之間的爭論，每次寫好奏摺送到朝廷後就立即抄錄稿子諮送給曾國藩，可以說是除去世事的變化，一點也沒有待人處事富於心機的意思。在這感情悲傷沒有閒暇的時候，還有理由與他負氣嗎？“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句話也久見於我寫給朝廷的奏章之中，並非我從前對他詆譭今天對他讚譽，孩兒你應當知道我的心思。曾國藩的靈柩經過湖南時，你應當前往弔喪，以敬重父親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豐盛的菜和飯自然不可少，進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盡之意，尤是道理。我與曾國藩所爭的是國事與兵略方面的問題，而不是爭權競勢所能比擬的，同時那些心術不正的讀書人對曾國藩妄加評論之詞，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為曾國藩曾為清政府立下汗馬功勞，所以清政府對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國藩死後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諭便開始“蓋棺論定”：“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渝又說：“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賜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讚揚他“賦性忠誠，砥躬清正”；另一篇稱頌他“學有本原，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還有一篇表彰他“學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統治者視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對於他的死“震悼良深”，“彌增悼惜”，派專人致祭，令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在湖南原籍及江蘇、安徽、湖北、江西、直隸等省城和天津建立專祠，又令將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還令其長子曾紀澤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貢生，曾紀鴻、孫曾廣均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尚未成年的孫子曾廣銓等也分別賞給員外郎和主事，俟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
第二部分：明 強擔當大事 全在明強二字（1）
◆原文
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養家，亦須以明強為本。難禁風浪四字譬還，甚好甚慰。古來豪傑皆以此四字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惟數萬人困於堅城之下，最易暗銷銳氣。弟能養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擔當大事，都在掌握明強兩個字上。《中庸》中的學、問、思、辨、行五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愚昧變為聰明，使柔弱變為堅強。所有的事，沒有志氣和剛氣都無法成功。即使是修身養家，也必須以明強為根本。“難禁風浪”這四個字說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來，豪傑之士都以這四個字為大忌。我家祖父教導我們，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所以男兒自立於世，一定要有倔強之氣。只是好幾萬人被困於堅固的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銷磨銳氣。你能使數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