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從1949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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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新聞自由可以說是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的自然延伸。大眾傳媒對於形塑現代公民社會，促成公共議題，推進公共討論的價值自不消多言。但也的確沒有什麼絕對的新聞自由權。以我為中心式的權利觀只會瓦解社會的有機聯絡，把自己的嗜好與慾望建立在他人受害的基礎上。社會期待的是一個人的自由意志能夠與另一個人的自由意志相協調，相和諧。因而強調言論自由的限度與對新聞媒體的法律管制與職業道德約束，乃是新聞自由的應有之義。

可是，雖然沒有絕對的自由，卻也絕對不能打著這樣的“旗號”實質性地取消自由。

而取消自由最方便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政府躲在背後，憑著自己對需要的判斷去行使管制權，而人民則因為缺乏法律的規定沒有任何機會去行使訴權，在法律面前平等地去挑戰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中國實際雖然沒有多少立法，卻從很早開始了新聞管制著。雖然後來經歷了改革開放，出現了一些比較獨立的媒體機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社會監督與多元化的資訊傳播渠道。大眾也可以透過多元化的資訊而獲得更豐富的資訊與更多的觀察視角。但是，沒過多久就又有些倒退的趨勢出現了。從網路媒體到傳統媒體，相關的管制組織紛紛建立，比如：國新辦網路局；而文化部，廣電局，新聞出版總署等等傳統部門也有了新形勢下的新任務；一些新的行政措施也相繼出臺，比如授予相關部門對設立網站的備案許可權，對刊發不良資訊網站的處罰權等等。然而法律在這裡似乎只是扮演了給政府注入管制資源與強化管制能力的角色。而且，有些權力是否有法律為依據都是不太清楚的。比如命令網站刪除不良資訊依據的是什麼法律的授權？對於特定社會新聞不報道、不跟進又是依據什麼法定權力？當僅僅管制資訊傳播成為不可能或者不必要時，那麼就管制媒體對於特定事件的報道評論權——這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種形式。還比如一律採用新華社通稿、已經派出的採訪組全部撤回又是哪部法律規定的行政組織可以這樣做？如果一家媒體已經印訖當天的報紙而政府突然要求停止出售或者已經公開出售者全數收回，這又是什麼公開和已知的法律規定了這種權力呢，還是僅僅依據國家的強力而實現的呢？

這一連串的問號，凸顯了這樣一個現實。法律在約束公權力意志、保障新聞自由這一方面並沒有出現，而是隱介藏形了，至少，有許多人都沒有看到。沒錯，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可難道就應該有絕對的限制麼？雖然好像也確實沒有絕對地限制，現實中也不可能做到這一步，但是隨著政府的新聞管制權廣泛而有效地地運用，這種人民權利沒有法律加以保障的情況可以繼續被容忍下去麼？如果公安局認為某人籌建網站屬於新聞媒體而不予備案審批，此人能否去法院起訴公安局事實認定錯誤？如果有人作為網站管理者沒能及時對於關閉評論或者刪帖的命令做出反應而被處罰，甚至被勒令關閉，其人能以處罰過重為由要求申請聽證麼？如果某位報社記者，撰寫了對某公共事件的報道並加以評論，但以某種原因被不能刊載，他能瞭解是哪個部門的誰，依據什麼權力下達了這種命令麼？即使他知道，他又能基於採編自由權而去起訴政府侵犯了憲法規定的公民權麼？如果某報紙按照突然的命令收回了報紙，對於損失，報紙能向政府索要補償麼？這又是一連串問號。它們有答案麼？沒有，至少是暫時沒有。因為法治沉默了，也不得不沉默。

管制組織習慣於無拘束地享受自己的權力，尤其當管制的要求特別迫切，事項比較敏感，處理問題的必要性突出，而法治的建設卻是由管制者自己去推動的時候，它們就很自然地有理由讓現狀繼續下去。但是，不知道管制者們有沒有想到，如果權力繼續無依據，權利繼續無保障，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或許管制者們很清楚這些，不過很可惜的是，管制者們也似乎對自己所施行的政策並沒有任何的想法。他們在享受著新聞管制所提供的強大助力的同時，卻壓根兒並不在乎這種管制行為到底有沒有與時俱進，也不在乎自己只是對新聞宣傳工作進行著一味的管制或者說是限制。

他們已經習慣了管制，不受約束的管制。

而建國初期，就是可能造成這種狀況的開始。未來那些“現狀”的開始。

所以張力總是想抓住機會進行一些提議，或者說是呼籲。他還相信，只要權力繼續無依據，權利繼續無保障，他這樣的呼籲就一刻也無法停息。因為，他不想總是住在香港，雖然時間久了一樣會習慣，可是，他終究還是想回來的。而且